“文化热战”时代当显中国自身魅力

编者按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在辞旧迎新之际，本报特别推出“提高文化软实力系列述评”，分别从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中国价值、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阐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义、内涵和路径等，并希望以此和众多专家学人一起，为中华文化复兴这一伟大理想贡献智慧和力量。

斯德哥尔摩，在无数文学大师站立过的地方，莫言用长长的时间回忆了自己的母亲——一位隐忍、坚韧、慈悲的中国女性。“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他没有宏阔地使用“母亲”一词的内涵。但也许，在这篇用汉语写成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中，“母亲”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丰富的征象。如同马尔克斯当年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川端康成的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样，文化借助它们的作家向世界发声。

莫言在演讲中向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献上敬意。福克纳创造了“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也将“高密东北乡”带到了世界文学的中心。这两个分属于密西西比河岸和黄河河岸、相隔太平洋的“故乡”，成了文学史上遥相呼应的经典。

细细聆听这篇演讲，能读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规律：每一次文化对话，都有激烈的碰撞和话语权争夺，但在每一次碰撞和争夺里，巨匠们又能穿越时空握手；没有每一次的世界性文化融合，民族文化谈不上确证自身的身份，但能彰显其世界意义的，恰恰又是它的民族性特征。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反省，显得比任何民族都艰难和纠结。与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相伴随，民族文化、伦理、语言都受到了深刻的检讨。这种检讨是中国在“千年未有大变局”面前所必须面对的文化涅槃，在“历史变为世界历史”面前所必须完成的角色转型，只是其中的过犹不及和矫枉过正，也在我们对中西文化的判断上，留下了思维方式的阴影。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规模不小的中国知识群体站在了西方文化的视角上，将自己的文化视为“他者”，视为现代性中的“外来者”：可能美丽，但神秘、蒙昧、未开化、没有“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立足之地。这种站在西方看东方的角度，不仅是文化的不公平：为中国文化强加了一套价值判断标准；也是为历史障目：不相信中国能走一条西方之外的“他选”之路，掩盖了以民族文化为基点完成现代转型的可能。

文明可能有此强彼弱的事实判断，但不应有孰优孰劣的价值褒贬——这种宽阔的态度，恰恰是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教给它的子民的。当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从此使基督教布道全欧洲的时候，中国正在经历儒释道文化融合的魏晋时代。“出世”与“入世”、“性空”与“无为”，通过魏晋玄学神奇地兼容于文明的宏大构架中，造就了中国文化千载相传的基因。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中世纪到来，欧洲进入漫长的经院哲学时代时，中国正处于文学艺术河汉灿烂的唐宋王朝，整个文化吸纳和消化外来思想的胸襟与弹性，让多元共存、和而不同成为民族文化独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