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变革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3）

由于对未来社会风险的担忧，中国居民消费不振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局。图2显示，以2011年同1978年相比，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提升了160倍，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只提升了80和77倍。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年复一年地强化。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类似，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一直很高，甚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度有一些经济学家杞人忧天地担心一旦储蓄释放出来，会极大地刺激需求，引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然而，这样的情形从未出现。事实上，尽管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内有了极大的增长，但居民人均人民币储蓄余额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居民人均人民币储蓄余额为2550460元，是1978年的11626倍。

无须赘述，中国居民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挑战之一，可以具体化为中国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在这一方面，福利国家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推动力。

二、福利国家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谈起福利国家，很多奉哈耶克主义为圭臬的中外学者都会露出鄙夷之色。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的建设必定意味着国家官僚体系的膨胀，个人选择权与责任感的侵蚀，从而压碎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石。近年来由南欧国家触发的欧债危机，似乎更加坐实了这一看法。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应该最小化，而福利提供的责任则应该从国家转移到家庭、社群(社区)、市场和公民社会(慈善组织)。[11]

这样的看法并非全无根据。在福利国家发展的历史上，的确有一段时期，社会政策的实施呈现极强的行政化之势，以“命令与控制”为特征的公立官僚机构主宰着公共服务的筹资和提供。此种行政化的福利国家自然是对市场机制的损害。尽管中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上属于初级阶段，但行政化的情形在中国却已经普遍存在。在推进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有一种强烈的呼声发自体制内以及与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某些专家，即政府应该主导基本的医疗服务，要确立公立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应该对公立医疗机构从筹资、支付、运行和评估等各个方面，实施全环节、全方位、全天候的管理。[12]

但值得深思的是，正如市场制度本身正处于持续不断的自我改革与完善之中，福利国家也是如此。自1970年代受到石油危机冲击之后，福利国家在很多国家都走上了自我改革与完善的道路。福利国家改革的内容林林总总，但大趋势之一就是在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和教育)中引入一些精巧的市场机制，从而让民众在公共服务领域也能享受到“选择与竞争”带来的好处。[13]与此同时，国家在福利筹资方面依然承担主导型责任，从而在提升个人自由与责任的同时依然维持国民的公共福利水平。在中国医改领域，笔者始终不渝地反对以“命令与控制”模式主导医改，坚决医改主张走市场化的道路，即国家在筹资方面主导全民医疗保险的建设，然后通过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进行集团性购买，同时大力推进医疗服务体系走向多元竞争的格局。[14]

简言之，福利国家的发展完全可以与市场体制的良好运行并不相悖。正如马克思根本料想不到资本主义有了今天的发展一样，哈耶克也没有预想到福利国家有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二十一世纪的哈耶克主义者，也应该与时俱进了。同以往人们将社会政策支出视为纯粹消费的观念有所不同，当代社会经济史学家已经证明，一个国家社会政策支出的多少，尤其是其占GDP的比重，对该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极大地促进作用。[15]社会政策支出的扩大，或者说社会政策的发展，不再是只花钱、无效果的社会消费，而是一种“社会投资”;这一投资的产物，就是“社会性基础设施”，其重要性不亚于实体基础设施的建设。[16]这是所谓“新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理念，深刻影响了英国新工党和德国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