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领导人卸任意味着什么（3）

转型期卸任领导人角色

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最高领导人权力转移的方式，对国家政治往往会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非洲是一个典型的考察样本。非洲民族独立浪潮中产生了不少“国父”，在这些国父中，既有朱利叶斯·尼雷尔这样不恋权、主动放权从而确立坦桑尼亚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化的政治家，也有卡扎菲这样个人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时终结的政治人物，还有穆加贝这样多次连任、年届九旬依然手握津巴布韦权杖的总统。同时也有主动放权与曼德拉一起推动民族和解、共创南非转型奇迹的德克勒克。从曼德拉和尼雷尔的政治生涯可以看出，那些自愿放弃权力、并因此在国际国内赢得声誉的政治领导人，更有可能在退休后发挥建设性作用。

南非金山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杰·索撒尔在谈及非洲政治转型时表示，对前国家领导人角色的定位，可能构成导致“转型困境”的关键因素。“在转型困境中，总需要在转型正义与政治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索撒尔认为，“退休”的成本越低，预期的收益越牢靠，就越可能把那些前领导人的地位“正常化”，即便在多数情况下可能需要他们退出国内政治活动。肯尼亚政治学者阿里·马兹鲁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对前领导人的“荣誉性承认”，不仅可以缓解政治紧张，而且也可能打消他们以有违宪法的方式重返政坛的意图。

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能够“有尊严”的“退出”，很少出现政治对手或法院以刑事指控秋后算账的情况。但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转型国家，卸任领导人官司缠身的现象并不少见。虽然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转型国家在卸任领导人问题上的困境。约翰·基恩在分析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政治改革时，把如何实现体面的权力转移称作“隐退政治学”。在基恩看来，这种“隐退政治学”是对转型国家领导人能力的极大考验。他认为，走下权力宝座，是领导人不愿意学习的一种能力，学起来难度大而且往往外部环境糟糕；这是一种在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模式，也完全没有哲学指导或政治指南情况下需要学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