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领导人卸任意味着什么

“两个小时前，我说五句话，每个字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现在，我说上两小时，也没人会搭理我。”美国前总统杜鲁门1953年离开白宫后说的这句话，道出了某些国家领导人在卸任后的失落心态。不过，另一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则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再担任总统，我失去了权力，但并没有失去影响力。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把“代议制民主”的发明视为令人吃惊的“想象力飞跃”，不过他也指出，这种制度理论也有某些令人困惑的地方，比如对政治领导人卸任后的命运安排保持着“奇怪的沉默”。他认为，目前对国家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在理论研究、重视程度以及制度设计上都还处于贫乏状态。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哪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作为曾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他们的卸任并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退休”。

不一般的“退休”

著名管理学思想家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在其撰写的《退休综合征：放手心理学》一文中，从心理层面剖析了掌权者退休的心态。他认为，失去权力、地位、关注度以及随着而来的年龄老化，使得领导人“放手”和退休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是痛苦。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将这种领导人卸任后的“痛苦”称作“相关性剥夺综合征”，特指前领导人不再处于决策圈、不再参与决策后表现出的“脱瘾”症状。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甚至把“政治死亡”看作所有死亡中“最可怕”的一种。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离任后创作过名为《离开》的戏剧，描述了政治人物卸任后适应新生活的痛苦过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对一个人来说，放弃或者被迫放弃权力和职位，意味着生活失去了意义，整个世界也随之坍塌。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用“全新、令人讨厌、空虚”来描述自己离开白宫之初的生活。

卸任领导人是否具有埃文斯所称的那种“相关性剥夺综合征”也因人而异。克林顿在谈到离开白宫的心态时就说：“你可以坐在那，为不再是总统而难过，也可以用你的经历和经验，尽力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克林顿离开白宫十多年，但并没有离开政治，在美国社会也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英国利兹大学历史系教授凯文·希克斯顿认为，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没有定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选择与政治环境。“在职业政治家时代，领导人的‘总统化’以及政治知名度，加之媒体对政治与领导人的密集报道，使卸任领导人安静地退休与淡出人们视线变得更加困难，即使他们想这样做，很多人也做不到。” 杜鲁门曾说过，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后，你就不可能指望再成为普通的、平常的公民。也就是说，不管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还是客观地“被关注”，国家领导人的卸任注定与普通人的退休不一样。

对于某些威权体制与转型国家来说，领导人走下权力神坛的意义更加复杂和微妙。在这些国家，领导人放弃权力的方式和后果，往往体现了该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如果把视野聚焦在非洲，领导人下台与政治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者伊安·泰勒曾做过一个统计，1960年至2004年，在4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204个最高权力转移案例中，有105个国家元首的下台是因为政变、战争或外部入侵，平均占比51.4%。其中，1960年代这一比例是72.9%，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为36.4%，2000年至2004年这一比例降至16.6%。这个比例的变化趋势，与19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政治转型基本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