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领导人卸任意味着什么（2）

离开权力核心之后

关于国家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目前的政治科学中并没有相关的完整学说，在立法和宪法框架下也基本没有相关的界定。但从政治实践来看，领导人卸任并不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除了个人选择因素外，领导人卸任后的政治命运取决于该国政治制度设计。从世界范围来看，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领导人卸任基本上意味着从制度性权力核心退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例外是格罗弗·克利夫兰，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分开任两届的总统。俄罗斯的普京是一个非典型的例外，因为他只是从总统转任总理，并未彻底卸去领导人职务，所以有能量重回总统宝座。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卸任领导人继续参与政治乃至重回权力中心的几率更高。在议会制体制下，即使该领导人因选举失利或失去党内支持而下台，但只要他重新赢得所属党派的支持出任反对党领导人，就有机会重登最高权力宝座。历史上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去年刚卸任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都属于这类情况。

法国比较政治学学者让·布隆代尔在《世界领袖》一书中做过统计，从二战结束至1980年代，超过一半的卸任领导人没有再从事任何政治事业。在他统计的860名卸任领导人中，37%的人重操旧业继续参与政治，其中19%的人重回权力核心担任国家领导人，8%的人在后来的政府中出任部长等职位。不过，卸任领导人的角色定位，并不局限于是否离开政治权力核心。美国罗格斯大学的艾连娜·贝伦凯通过梳理民主制国家历史，把卸任领导人的角色归纳为六种类型：雄心依旧型（渴望重回权力中心）、熄灭火山型（平静退休）、浅涉政治型（参与筹款等党派政治活动）、第一公民型（参与非党派公共事务）、拥抱事业型（参与人道主义或全球性事业）以及自我辩护型（改变对自己的负面历史评价）。

高政治知名度、发达的传媒以及全球化进程，为某些卸任领导人提供了通过“跨领域”、“跨国界”的方式，在国家政府范畴之外延续政治生命的可能。1980年就卸任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如今依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并参与外交危机的斡旋。卢森堡前首相加斯东·托恩在卸任两年后，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1981~1985）。2007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发起成立名为“政治元老”的国际组织，成员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吉米·卡特、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等，希望利用前领导人的政治余热来帮助解决世界性问题。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学者托马斯·夏勒表示，对于卸任领导人来说，如今施展“卸任后权力”以及影响政治、政策和公共事务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现代政治环境也更有利于他们发挥影响力。

随着领导人卸任后参与政治事务或公共事务的机会越来越多，对现任政府和领导人的执政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卸任领导人与现任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微妙，这一点在西方民主国家体现得非常明显。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就出现了进行系列制度改革的呼声，其中一条就是给前任领导人参与政治游说集团设定数年的禁令。凯文·希克斯顿认为，前任领导人的政治遗产，与继任者的关系以及他们持续的政治存在与政治影响，给现代国家既带来问题也带来机会。约翰·基恩对卸任领导人“干预”的看法更积极。他认为，卸任领导人在社会事务上的“领导”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提醒作用，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领导人”被过度政治化了。卸任领导人在政治领域外扮演的角色，使社会和政府意识到，在权力日益分散化的背景下，民主决策正变得越来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