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从当代变迁中重新思考改革

说明：本文是一份发言记录稿，最近以《中国政治新趋势》为题刊登于《南风窗》2014年第2期发表。由于篇幅所限，编辑对文章进行了删节和处理。这里发表的是原文全文。

从三中全会决定看国党化趋势

从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了几乎所有的领域，具体和全面的程度不但远远超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内容，而且也超过了今年三月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如果对照几届代表大会的三中全会决定或决议，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政党越来越具体地介入政府规划的趋势，伴随经济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党的决议和决定涵盖的范围和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能比较。政府工作报告里有很多领域没有讨论，例如过去五年中影响甚大的民族问题就没有讲。据说这不是总理分管的领域，但政府向人大作工作报告，应该是全面的工作报告，按照道理说应该全面讲。与此相比，本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不但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各大领域，而且具体到生育和养老政策、高考形式、院士退出制度及具体的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小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等。无论从三中全会《决定》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看，还是从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将《决定》精神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政策和法规的过程看，政党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政府的方案，《决定》文本也很像是一份向全国人民发布的国情咨文。

大约十年前，我提出过政党国家化的问题，后来也进一步做过分析，我认为当代政党正在向国党转变，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上述现象就是政党国家化在中国条件下的显现。这里暂时不讨论伴随政党国家化所产生的去政治化现象，而想谈谈由此在政治制度上引申出来的问题，例如，如果政党的决定类似于国情咨文，那么，这一决定的形成和发布过程与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是什么？每年3月份召开"两会"，都是由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并提交人大审议。传统上，政党主要确定大的方向，并不涉及具体的政策，且由于是政党的决定，故并不需要向"两会"发布或提交"两会"审议。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最全面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如果党的决定已经是一种类似于政府工作指南的文本，那么，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政党的决定也是国家文件。但现在仍然是按照过去的惯例，这份决定并不会直接提交人大审议。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形成自己的决定时，会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但总的说，政治协商会议在程序上也并不介入这份决定的形成过程。人代会与政治协商针对的主要是政府及其各部门。每年"两会"都有学习活动，邀请中共高层出面向"两会"的代表就党的决定和工作安排做一些介绍，然后"两会"学习党的决定，但并不参与审议。另一方面，国务院总理每年通过"两会"的平台来向全国人民做报告，并召开记者招待会，但党的总书记由于是党内的职务，故并没有类似的向"两会"和全民说话的程序。这样一来，政治体制上出现了一些需要思考的新课题。

伴随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机构设置及其功能的变化。这里只谈制度结构和程序的问题。综合性的委员会的建立事实上是国家行政权力分工的新模式，但这个国家权力分工的模式是由党来赋权的，"两会"只是在事后通过对政府工作的审议和协商涉及这个问题。与此同时，这次三中全会还提出了党内的法规及按照这些法规治理党的问题，这也留下了两个需要重新整合的程序问题，一是执政党的法规与国家宪法之间的整合，二是执政党通过政策的法规化对国家权力分工进行赋权的过程与"两会"程序（审议、赋权、监督、协商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党的政策的法规化所产生的合宪性问题。这两个问题背后是下述几个前提：第一，效率、产权明晰不可能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第二，在国党化条件下，政党的去政治化导致政党的传统合法性资源逐渐地或部分地丧失效能，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难以自明地运用于政党实践；第三，新的合法性诉求是民主性质的，即普通民众要求平等，重建社会和自主性的社会网络，从而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这里提及的平等是多重性的平等，它至少整合了机会平等、分配正义、能力平等、多样性平等和国际性平等等多个层次，而实现了这一平等诉求的社会才是真正民主的亦即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涉及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如何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