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从当代变迁中重新思考改革（6）

这也提出了新的知识和思想的挑战。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规模从来没有达到过今天这个程度，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也都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一方面高度的复杂，但另一方面高度的简化。从美国斯诺登事件可以看到，美国通过网络可以监控全世界，通过网络等途径可以掌握所有公民的基本状况，对于美国而言，管理变成一个非常简便的技术监控过程。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一个新技术意义上的监控社会正在形成。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如何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如何确保人的尊严，是一个尖锐的挑战。我们有理由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而不是以这些国家为模本进行改革。

《决定》的另一个线索是法治。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社会，现在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这是大的方向，但我们还要讨论法的边界问题。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法内的问题。构成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要素，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信仰的或者是其他情感的部分，并不统统隶属于法的结构。如何对这些领域进行仔细的界定，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一个好的社会并不只是法的结构，而首先是一个社会。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的结构是以市场和产权为中心的，它越来越像是一个经济体的结构，而不是一个具有历史传统、包含着丰富习俗和人情关系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从根本上来质疑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问题，也包括了不同的社会理解。很多年前我跟许宝强等同事合作，编辑出版了《发展的幻象》和《反市场资本主义》等书，早已提过这些问题。如果只是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纲领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纲领加以拼凑，不可能提供应对当代挑战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

《决定》提出了一揽子改革的方略，力度之大，让所有人印象深刻。改革的最终问题是：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都不可能回避这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