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从当代变迁中重新思考改革（3）

国党化是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逐渐明确化的一个普遍趋势，也就是说，基本的政治构造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是漫长的变化，政党在形式上不会完全改变，还是叫政党。但是需要在理论上阐释清楚这个问题，否则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清晰的。例如，在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仍然把党、国家等等区分得很清楚，并按照这个传统逻辑推进政治改革，恐怕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会出现国党现象，国党预示着什么样的政治趋势，它产生的必然性及所面临的挑战、危险，都需要成为新的政治改革的议题。

因此需要对当前的现实政治体制、政治趋势进行理论研究，在这个脉络下重新思考什么是政治改革。否则，政治改革就很难摆脱在两种传统模式之间的循环。政党国家化与现代经济过程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今天的政党很难再退回19或20世纪的政党模式。这意味着两种老路均难走通了。许多政治精英，也包括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时提出的唯一路径似乎就是多党议会模式，但却对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如印度）正陷于危机之中的这一模式本身缺乏分析。除了去政治化的政党危机外，新的政党也多半是财阀加少数政治精英构成的政党，其他社会运动只能处于这一政党政治的边缘地带。可是话又说回来，两种路径都有值得借鉴的要素，比如分权制衡，一般来说是西方的，可是在今天的条件下也不能说不能有分权制衡，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结构下的分权制衡；再比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在国党化的条件下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述并推进其实践，是一个新问题。要谈群众路线，就需要讨论"群众"的自主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政治改革，首先需要的可能是"底层设计"。

国党化这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政治的未来需要重新讨论。国党化的危险是去政治化，即不再有政治动力，似乎一切都是"倒逼"而来，没有政治的能动性。如果事事都是"倒逼"的结果，一切都是被动的顺应，那么以往的革命和改革就无从说起了。对于一种情境，可以有不同选择，而"倒逼"这个词让人想起的是别无选择的决定论。没有主动性和能动性，没有价值的介入，就没有政治。若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免让人担忧。相较而言，"摸着石头过河"反而比"倒逼"而来的"顶层设计"留有更多的创造性空间，因为它承认不知道未来的道路，要通过探索来了解未来。《决定》强调必须综合"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而不是孤立地强调一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平衡。未来只能在自己的脚下，在脚踏实地的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表述不够清晰的是方向问题，亦即政治性的问题。如果现在的改革都是"倒逼"的结果，就既谈不上方向问题，也没有摸索过程的能动性。我认为这是去政治化的一个方面。

市场决定性作用与集权的相互配合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强调"顶层设计"的集权相互配合，构成了决定的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其实恰恰是市场的作用和后果要求集权，市场体制对于集权的需求比以往更高。从现实的角度看看，没有综合治理是不可能的，集权有其合理性。我很久之前曾借助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变》和布罗代尔的经济史研究，反复论述过为什么"市场是计划的，计划是自发的"这个命题，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国家集权的介入，市场体制不可能形成；反过来，市场的运行、不确定性和风险都要求更强有力的国家计划，换句话说，计划是被市场"倒逼"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的"集权"实际上是市场体制的内在要素。要想不在这两者间被动摆荡，形成政治领域、公共领域的自主空间，就必须在面临挑战时进行自主性的选择，而不是顺水推舟，跟着资本的需求转动。国党化与其说是政党权力扩张的方式，不如说是加强国家权力的方式。集权的过程是对市场需求的回应，但它本身在政治上是有较高风险的。由于国党化伴随着去政治化，所以政治空间反而更小了，公共讨论和政策审议都集中于市场扩张这个问题，围绕它做技术性讨论，真正的政治性讨论变得很难。在西方，这是民主危机的症候；在中国，这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因而我们也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讨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这次决定涉及60条内容，但核心是两条，一个是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个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第一章"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的第二小节，紧接着就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第二章就是围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而展开的，先概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然后第一点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我觉得这两个部分的问题都很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