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新《干部任用条例》：从制度上堵死“裸官”升迁的大门（4）

“裸官”不提拔释放积极信号

“裸官”现象背后，着实有太多内容可供解读。官员乃社会中坚，按常理，他们不会把自己搞得“妻离子散”，他们之所以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其中原委，发人深思。

从信仰角度讲，“裸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对国家和组织的不信任。子女在外求学，尚可理解，如若把配偶也放在国外，且想方设法让他们加入外国籍或拥有永久居留权，似乎心中有鬼。作为官员“身在曹营心在汉”，还让他来行使公权力，让他充当社会管理者和教育者，显然不合适，更遑论作为考察对象，加以提拔重用。

上个世纪40年代，在纽约举办过一场大辩论，议题是“美国是应该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林语堂作为国民党代言人，上台发言讲“共产党只关心吃饭问题，他们不会治理国家”。作为记者的史沫莱特就问他“你听过中国共产党人跑到美国来享福吗？你见过有一个共产党人在美国购置产业吗？”，鉴于国民党很多要员早已把自己的妻儿搞到美国，林语堂听之，顿时哑口无言。现在，我们还有这个底气，用史沫莱特这句话来诘问别人吗？

“裸官”与腐败必有联系。凭工资收入，“裸官”几无可能把一家老小都搞到西方去。如果说他们生财有道，他们有家族企业、他们有家人经商，这其中是否有“裸官”的权力影响？“裸官”不仅外移巨额财富，更要命的是他们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其行为的负面影响要远远超过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移民，这容易让人对国家制度失去信心和底气。

盯着“裸官”批判是不够的，更需要盯着“裸官”背后的制度。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社会普遍关心的干部选拔任用问题给予积极回应，可以说深得民心。

遏制“裸官”，扎紧制度篱笆

选什么人是风向标，不选什么人，同样也是风向标，也影响到作风和党风。

中央对管住裸官，可谓三令五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列为改革内容。从“不得任正职”到“不得任班子成员”，各地在监管裸官方面多有探索。对于裸官这一新形势下的新现象严加规范，反映出党的建设从组织到纪检全方位的与时俱进，宣示着“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决心和信心。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时代，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即使领导干部家属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领导干部并不是普通人。因为手中握有权力，影响到公共利益和公众福祉，所以即便是私人生活，也需接受更严格约束。《条例》将裸官从考察对象中排除，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个人的才能、品行无关，而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和防范。

的确，裸官刺激着社会敏感的神经。从庞家钰到周金伙，从杨湘洪到张曙光，都证明了“裸”所形成的“漏斗效应”。那些在位时留好退路，事发后远走高飞的裸官，虽然比例不高，却有着极坏的社会影响。究其本质，往往是精神世界存在问题，信念信仰出现了动摇，或想利用权力为所欲为，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失去信心，因而把家人、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时可以“闪人”。如果掌握社会公器、主政一方的是这样一个人，公众如何能放心，这样的人施政又怎能服众？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禁止裸官。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断裸官上升通道，无疑很有必要。而领导干部也必须想清楚，是做裸官还是要升迁，只能选择其一。

合理的制度有着强大的力量。有这样一则轶事：二战时美军降落伞合格率仅99.9%，军方只好改变检查制度，交货前随机选出几顶降落伞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试跳检测，终于出现百分之百合格的“奇迹”。同样，裸官不得被考察的制度，既是为了管住哪怕只是0.1%的不合格，拆除裸官这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更是为了划出“为官底线”、形成制度刚性，达到“用好制度选出好干部”的最终目标。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路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干部选任要不断完善，建立合理的制度是一个根本前提。不管是破格提拔，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只有一切以制度为准绳、为依据，形成一整套科学流程，才能选出好干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而干部选任的好制度，更是根本中的根本、关键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