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华夏：马文化从"政治"到"审美"的演变（2）

自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引进大宛的汗血马，马文化主导倾向由政治性向审美性逐渐倾斜。相传汉武帝曾作《天马歌》:“天马徕兮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感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中荒经》曾渲染了汉通西域后这种对马观照视野的扩大与价值偏移。在“以大为美”且神氛浓郁的汉人眼里，“天马”所散发的异域奇诡风光,更使得马意象系统与文化风貌增添了壮丽雄奇之色。

魏晋后中原板荡，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浸染加剧。崇尚武功的憧憬又时发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和曹植《白马篇》等咏叹中。也正由于马意象激荡着志士仁人报国御戎、建功立业的热情，其审美价值也就愈益被发现和张扬。曹植《献马表》、傅玄《驰马射赋》、郭璞《马赞》等等，虽间有谈主之辞，总体上仍透出一股昂奋进取的气概，至少反映了马文化积累的丰厚与时人审美感受力的增强。

唐代的马文学更是蔚为大观。文以韩愈《马说》为最，诗有李贺《马诗》23首。前者喊出了怀才不遇之士哀诉不平的最高音，后者则多方面展示了马文化复杂丰富的含蕴。画马之风也为之云起，杜甫就感慨淋演地写了《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杜甫、顾云等曾写过咏韩干画马的诗作。唐阎立本等人也常据此设色，以《八骏图》为题，元棋、杜荀鹤、罗隐等亦纷纷咏叹。另一方面，南北朝时咏马调至此又充实了唐人浑厚、雄浑的壮烈之慨。

有如唐人时发“无人贵骏骨，騄耳空腾骧”之嗟，宋人也每有“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泉”之叹。而千古文人伯乐梦至元代可谓达到高潮。郝经对着当年燕昭王招贤处生慨：“莫言骐骥能千里，只重黄金不重贤”；此类价值失落的凄楚，直至清人龚自珍《骚马行》等仍有序化地抒发：“君不见太行神骥盐车驱，立仗无声三品色。”

马文化系统明显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中雅俗两大层次的分野与融合。雅文化中的马主要体现在抒情性作品中，其意象群里的个体受时代与传统的影响，往往展示着较为稳定的内蕴，这之中原型最初的定调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文学史前期活跃在精英文化中的马文学，六朝至唐后逐渐世俗化而渗人叙事文学之中，而这种历史性的美学流向离不开人们对宝马灵性人情的信奉。马的人性与神性又自然而然地整合汇注，由精英文化哲理意趣而出，连带着胡文化相关因子，富有生机地在世俗领域中生长出多姿多采的花朵来。

奔入寻常百姓家——马形器物展现时代丰姿

体姿英俊的良马，一贯深受国人的喜爱。在古代中国，马的形象不仅频繁出现在诗词歌赋中，同样也出现于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中，随着时代发展被雕刻成不同的造型的摆件与雕塑，被保存于历史长河中。最早于西周和东周出土的青铜马，形体和甘泉商马相同，并都铸造成四肢伫立的呆板姿态，反映着先秦时期马匹形体特征。惟有从邯郸赵王陵被盗掘出的四匹铜马，呈迈步行走的姿态，似感生动。

秦代马的雕塑品，其体貌特征一如先秦时期。这在秦始皇陵陶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按真马比例塑造的陶马中有明确表现。秦始皇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中的铜马，尺寸虽然只有真马1/2大小，制工远较陶马精美，马身躯的肌肉块面表现充分，但是体貌特征仍与陶马相同。陶马和铜马身上分别满涂枣红色和白色，由此或可看出秦时一般马的毛色是枣红色，而皇帝乘驾的名马，则崇贵白色。传秦始皇拥有的骏马中，有白兔、奔电等名称，可能就是体姿俊美的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