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归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报告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这个决定体现出的壮士断腕的雄心壮志,将永载史册。但是,改革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所制定的一些具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方略尚不成熟,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没有比较好地注意在财政与信贷之间保持比例,也没有比较好地注意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没有照顾好“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一度造成了探索道路上的挫折,对于这一点,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已经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自我批评。
实际上,早在1988年10月,陈云同志就对“价格闯关”式的片面发展方式表达了深刻的忧虑,在《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了“按比例”——即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在“农轻重”之间,特别是在财政与信贷之间要保持适当比例,而从政治上、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因为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就等于离开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价格闯关”就会罔顾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而那样搞的结果就是没有稳定。如果银行和金融部门不顾国家的财政能力而乱放贷,那就势必造成通货膨胀,财政与金融这两只手配合不好,必然会出乱子。陈云指出: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的重要讲话,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也标志着我们通过总结前进道路上的经验教训,终于攻克了经济体制改革这道难关。讲话的主要贡献是:其一,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论断,它将“按比例”协调发展,上升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间保持协调的新层次,从全新的角度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二,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高屋建瓴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为简明扼要的一句话:“计划经济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个难题。
理论的创新需要制度的创新来保证。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决定》回答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其一,什么是市场调控?怎样进行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怎样体现并发挥有效作用?对此《决定》指出,通过创新税收和金融手段来实现这一点。这包括以分税制替代地方财政包干制,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以有效调节各地方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金融改革,厘清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之间的关系,使其在维护金融安全、保障货币稳定,促进国家经济战略目标实现,实现投资盈利三个方面各司其职。其二,怎样在市场化改革中保障劳动者、弱势群体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决定》指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企业养老和社会保险制度以及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因为只有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才能稳定,改革才能深入。其三,怎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定》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不是搞“私有化”,而是以融资—债务—利润这一整体性的现代经济机制,来替代计划指令和行政命令的旧的企业管理方式,以此解放生产力。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强有力的顶层制度设计,破解了长期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难题,结束了简单的计划指令型经济模式和长期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徘徊摸索,成功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为我们战胜此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使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使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越来越有竞争力,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的崛起,令世界瞩目。
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千美元,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在20世纪末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期望,中国经济增长跨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为:第一,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下降。党的领导能力,建立在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同时,党的领导能力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能力得到制度性保障的基础上。如果概括起来讲,党的领导能力,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密切结合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增强综合国力以及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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