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礼俗互动”传统下的主流价值重建

◎编者按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春节回家过年、阖家团圆始终是大多数中国人不变的选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春节等中国传统民俗,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澎湃不息的生命力。民俗中有我们共同的价值理念,凝聚着共通的生命情感,同样也镌刻着中华民族最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今天,伴随着城镇化的浪潮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依托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各种民俗也面临着“转身、前行”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身边的民俗?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中,究竟还能否继续发挥其涵养文化、凝聚人心的作用?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所在。

民俗文化,是涵纳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植根于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的文化传统之一种,对于当代社会具有积极的建构与助推意义。民俗发展有关国运,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我国,历经了十年文革矫枉过正的“移风易俗”,和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将民俗文化传统单纯视作产业资源、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民俗热”之后,民俗文化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根性支撑的意义,与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宏大格局中正在扮演和可能扮演的角色,才在知识界与民众中得以实现观念启蒙。

民俗传统勃兴并在当代社会发展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看似与全球化、现代化的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逆向而行,其实是代表着当今社会一种特殊的进化力量。当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势头落实到区域社会,就必然表现为一方水土遵循自身的生活传统,努力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的生活实践,而民俗传统必然会在这一进程中担当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民俗传统,毕竟内含着一方民众的集体智慧与文化逻辑,承载着区域社会长期传承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等,对于区域社会具有潜移默化的约定性,从而保证了一方民众的幸福感底线与区域社会的平稳和谐发展。不言而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各自保持一定差异的前提下才能来谈全球化、普适性的问题,否则,它就只能沦为跨国意识形态“在地化”的空壳,成为飘荡在全球化网络上的孤魂。事实上,中华民族正是凭借文化传统的高度连续性与独特的民俗生活方式,源远流长绵延至今,并在当今世界显示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增长潜力。

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上,国家意识形态的提倡,很大程度上要在向民间社会生活的贯彻中才能真正得到落实,这就是“礼”向“俗”落实、“俗”又涵养“礼”的礼俗互动逻辑

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官民间具有良好而合理的互动框架,具体而言,体现为民众向国家寻求文化认同并阐释自身生活,国家向民众提供认同符号与归属路径。在传统社会中,民俗文化的社会担当建基于以“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以“礼俗互动”的形式建立了民俗与国家社会宏大格局的共生关系。近现代以来,以“公法”为中心的现代法律逐渐成为中心,而作为“习惯法”的传统礼俗逐渐凋零。但即使是“五四运动”,也并没有打破国家与民间的礼俗互动模式,而只是试图为这种互动提供了新的内容与方式,如对“国家”的理解、“民”的内涵,“文化”、“革命”等概念的引入与意义赋予等等。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是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而逐渐汇集凝练而成的反映民族生活特质和精神风貌的一种民族文化。大致说来,中华传统文化在载体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献典籍,一是民俗传统。其中的民俗是传统文化之根,最贴切中华民族的生活世界,古往今来滋养着民众的生命情感。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贯彻实践中,一直有着一种礼俗互动的流畅渠道,它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至今不坠不断的有力保障,也是这个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基石。

中华文明的发展及当代海内外中国学的研究已一再证明,民间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载体。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上,国家意识形态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要在向民间社会生活的贯彻中才能真正落实。近现代社会以降,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文明的巨大挑战,使其在表面上退出了中华文明的主流传承谱系。但这只是表象,其实中国文化传统并未失去传承,而是在民间社会中一直有所维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出现复振态势,民俗传统的复活与再造是其表征之一。时至今日,虽然因以全球化、都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普及,民俗文化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已严重受损,但民间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葆育传承能力是惊人的。大量民俗田野调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今仍以较为完整、活态的民俗生活方式在继续传承,并借助民间社会的内部逻辑,在与现代化进程的对撞中产生了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心”、“性”、“道”、“教”、“公”、“私”、“义”、“利”、“王”、“霸”、“理”、“礼”、“事”、“功”、“天命”、“道德”等,至今仍被频繁地使用于中国各地民众生活的各种场合,并且通过语音转化、语义挪移等方式密切地杂糅于日常交际中,在表述传统、化解纠纷、统合伦理秩序等方面起了极其显著的“以言行事”之作用。这些话语被民众赋予一种恒久性、普世性的意义,已经凝结为种种具有鲜明地方感的民间叙事提示符,时刻提示着“家”与“国”、“天下”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些民间话语,体现了民众个体自觉与乡土社区乃至国家政治相涵化,使“礼”向“俗”落实、以“俗”涵养“礼”义的礼俗互动逻辑。如果我们将民俗文化理解为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因子,就会发现,它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而其自身也在这一社会进程中显现出自我调适、多元创生的文化活力。

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冷落之后,民俗文化在中国社会各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在贴近国家政治、建构社区价值的层面积极地有所作为,从而为其自身的复兴提供重要基础,这是其政治倾向性凸显的主要内涵。而基于民俗文化的社区传承而建构起来的国家主流价值,因为有着广大民间社会的生活支撑,也将显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新型城镇化建设代表了一种乡村之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的植入,应注意与原有乡土传统中的组织系统有效兼容,对于既有的乡村生活应该扮演“顺水推舟”的角色,而非“牛不喝水强按头”式的“逆水行舟”

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自上而下推行于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接受、理解、应对与涵化。因此,我们应从村落基层出发,自下而上地观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落地”情势,直面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种种纠结与冲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人的社区化,包括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游艺、信仰、家族等民俗传统,理应成为当代城镇化建设“社区落地”的重要构建因素。对于民俗文化在当今城镇化建设中的角色扮演,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理解:

首先,城镇化导致乡村民俗“碎片化”。传统意义上的村落,自有其社会秩序与权力格局。传统村落的生活组织方式倾向于单纯而明确,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民俗规约具有稳定性,而民众对之运用得心应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而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往往能释放相当的活力。近年来,村落中青壮年长期向城市的涌动和迁居(“去村落化”或“城镇化”),与村落生活的城市化转变(“在地城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来自国家政策的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对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群体来说,既是发展机遇,又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农民“上楼”变为市民,在获得一定生活便利、享受到当代文明福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农民面临着劳作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方面的巨大变化,以他们为主体所组成的大量新型社区,其组织过程和文化建设等成为重要问题。如果各方利益的协调是稳定的,将形成有序的过渡,正在经历阵痛与撕裂的乡土传统将在调适中相对顺畅地延续或重构。如果没有合理的过渡设计,来自外部世界的改造压力过强过急,村落共同体的原有组织体系极易崩溃,村民的价值观、世界观就容易发生断裂。毋庸讳言,处于转型期的村落社会是脆弱的,积压已久、交织错杂的矛盾一旦触发,就容易产生极端行为,最终将由整个社会付出高额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