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改革、创新与理念融合

一、引言

全球经济治理是指国家与国家的联合依赖一系列国际制度和规则，以调控、治理世界经济[1]。作为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体，中国已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并担当起富有建设性作用的关键角色。必须指出的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建设与制度健全等尚处循序渐进的完善之中，而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磨合亦随之发生同步、动态性的变革。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稳步上升，中国相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身份也由被动性的接受与融入转变为主动性的完善与塑造，并且，中国正积极、朴实地把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观糅合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之中。

另有学者指出，中国既是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也是全球性问题解决之道的一部分[2]。这一双重性的政治命题勾勒出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紧凑且融合的关系，并以框架性的概念定义了二者在经济层面的互动与联系。而且，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愈加趋紧，前者既是后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缓解后者增长乏力、发展不平衡等尖锐矛盾的必由路径。在此背景下，中国同步性地升格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也肩负起全球经济治理层面上能动性的大国责任。藉此，作为极具价值的研究课题，我们亟需厘清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思想内核与内容组成，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剖析，为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做思想上与理论上的铺垫。

本文希望从理论视角出发，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体系观的具体演变历程，以此透视中国认识、接受并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路径。其中，中国如何转变自身的国际定位？如何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及治理理念融入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进程？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基本诉求是什么？可能遭遇的现实困难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力求解释并加以论证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国际体系观的发展与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内化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陆续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这不仅增加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联系上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正式揭开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帷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加快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节奏与步伐，与国际经济体系交流与互动的机会亦随之增加。但是，鉴于冷战末期的时代背景及中国对外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并没有被中国迅速消化、吸收，与之关联的理论探索主要从属于对外经济政策的相关研究。

尽管如此，凭借着对世界经济客观发展规律的准确认识和对自身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践自信，中国已在认知上为它与世界经济的巧妙融合勾勒出基本框架。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就曾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3]。20世纪90年代初，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国际环境，邓小平把中国对外政策又凝练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4]。其中，“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明确表述凸显中国已就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及中国为之的责任使然等有过成熟考量。尽管邓小平并未使用“全球经济治理”的直接表述，但他实际上已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道路与目标等清楚地呈现，即，反对一切形式的经济霸权，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并与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以一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完善。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容是国家合作体改革一系列涉及地区及世界经济的规则与制度，其目的是确保世界经济能稳定发展。由此可见，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是评估治理成果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而在其之上，把握国际体系的现实背景却是理解全球经济治理的先决性条件。藉此，从国际体系这一更为宏大的结构框架入手去理解并分析后者的因果关系，俨然是事半功倍的捷径。而当论及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联系时，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认知与判断、及随之产生的因应而变，显然是破题的重中之重。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的启动促使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并号召利用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同时吸引外国资金进行建设[5]。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到，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国仍面临紧迫且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6]。“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基本共识为改革开放持续、稳定且深入的发展设置了战略性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为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共生共荣奠定重要的思想准备。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突然间的分崩离析意味着冷战的戛然而止。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结合国际形势的新动向，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但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两大主题。两极格局业已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为此，中国须与各国合作，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7]。“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写入了“国际新秩序”的表述，并详细指明了国际秩序“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发展应然，不仅如此，“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被视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支撑。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实际已意识到国际经济体系的加速变迁与深刻转型、以及自身为此所亟需的身份转变，并就如何由国际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逐步升格为合格建设者的合理路径，存有一定的思考与设计。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对构建国际体系的期望与设想，指出国际新秩序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8]。同报告尖锐地指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此凸显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进入新世纪，2001年末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联系更趋紧密，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愈加深化。一些西方学者乐于以国际政治的宏观视角来解读此种蜕变，认为中国已从“体系的反对者”、“体系的改革者”转变为“体系的维护者”[9]。诚如这些西方学者所言，中国实际正朝向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贡献者”而不断努力。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体系发展趋势予以了积极、正面的评价，认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10]。与此同时，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参与并融入国际体系、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与发展的决心与信心，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11]。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再度肯定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认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12]。但不可否认，世界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为此，中国希望各国在经济上能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13]。尽管此后意想不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其并未阻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合作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延续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14]。同时，报告也客观地列明了诸多有碍于国际经济体系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等等[15]。有鉴于此，中国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十八大”报告明确把“必须坚持和平发展”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之一，并详细阐述了和平发展的具体内容与重大意义，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