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改革、创新与理念融合（2）

至此，通过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代会的历次报告，不难发现中国始终高度关注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变迁。更为重要的是，对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直接决定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相应调整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如何确立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国际地位与参与责任。

第一，中国对国际体系、尤其是对国际经济体系的认识基础牢固建立在“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判断之上。中国强调自身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坏境，也就是说，和平且稳定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这里的国际体系不仅涵盖世界、地区与跨地区、国别等多个层级，也包含多边、双边的各种机制，还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等不同范畴，因此，经纬度的相互交织共同构建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给出了“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判断，实际上是对改革与完善国际体系的可行性与可信性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希望且相信国际体系会朝向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并且这一发展完全可以在和平环境中发生，而作为国际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国际经济体系也完全可以做同方向上的优化性位移。藉此，国际经济治理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就有了理论依据，这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动力与美好愿景。

第二，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认知、学习、接受与发展存在具体的细化过程。关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转变，学术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可归纳为“被动反应型”向“主动合作型”的积极变化，而后者在国际政治层面可以被解读为“大国责任论”或“大国贡献论”的发酵。但无论是被动也罢，主动也罢，二者意见相左的根本要因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客观认识以及随之产生的责任共担的深刻理解。由此可见，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融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认识并接受“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以及完全融入相关的治理机制亦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并存在被动反应型向主动合作型的姿态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孕育与发展也与之紧密关联，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国力强盛提升了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性与自信心，亦有利于国际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发展与不同合作机制的平行性丛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改变了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也丰富发展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中国是多边决策机制的忠实拥护者，更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垄断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的坚实力量，也是代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多边合作机制的主要利益捍卫者。这着实有利于公正且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瑞·布赞指出，“一个真正成功大国的标志，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和多长时间里维持它根据自身及世界需要所创立的安全共同体，也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共享的价值和稳定国际秩序”[18]。因此，中国在思考和平崛起的同时，也在认真研究如何定位自身的国际地位，使其更适合的国际体系发展、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且均衡的发展。在这方面，蔡拓教授给予了全面且细致的回答。“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理性且负责任的成员，它应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中国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等”[19]。基于上述国际定位的视角，中国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框架必须依赖多边决策机制的有效运营，而多边机制的组建又需纳入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至少要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诉求与利益关切。

三、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输出及对全球经济善治的引导

马克思认为，理想中的全球善治就是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确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0]。以马克思经典哲学为指导的中国价值观则坚信，全球经济善治是在自由经济联合体中，保证经济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此，国际经济体系的存在与运行不应成为任何经济体正常发展的障碍，而应满足各经济体共同、平等且均衡发展的切实要求。这既是全球经济治理存在的主要动因，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与实质动力。作为组成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直接受益者，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授益者”。这种“授受关系”的延伸直观地表述了全球经济治理有序展开及国际经济体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后二者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助推功能。另一方面，这种“授受关系”也反映出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复杂的联动性，即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投入，而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也葆有“善”的追求，并希望通过实践理念的输出与务实性的合作以加速它的到来。

第一，中国倡导全球经济治理中应融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理念，并在追求经济增长共性目标的同时，尊重并允许参与个体独立自主地选择合适自身发展的正确路径。实际上，这偏重于“发展”与“治理”的辩证关系。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世界经济做贡献，首先就要具备做贡献的实力与能力，这是基本的物质性保障。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唯有发展个体经济，做强个体的贡献力，才能握有足够的治理砝码，以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中国的实例无疑是诠释这一表述的最佳论据。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197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631.9亿美元，仅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10.67万亿美元的2.47%；2012年中国GDP增长至8.0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71.36万亿美元的11.34%[21]。另一方面，1982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为4400万美元，与其相对，2012年这一数据业已攀升至842.2亿美元，增加了近两千倍，并且，对外投资持续增长趋势愈加显著[22]。通过两组数据的对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便一目了然了，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应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姿态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必然性[23]。从另一视角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是对中国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肯定，更是全球经济治理成果的写实性说明，还是对全球经济善治的确信与保证。

第二，中国希望全球经济治理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与脉搏，治理模式能保持与时俱进的改革与进步。当今世界，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24]。当今的世界是变革的时代，霸权主义的旧思想日渐式微，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国际事务，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主要经济力量的多元化结构促使国际经济体系因应而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更趋于均衡，彼此间的合作与博弈亦更为清晰、显著。与此同时，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制定与机制建设被单一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集合所垄断的旧模式业已销蚀，转而形成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谈判协商为形式、以合理对价为要求、以共同落实为动力的新组织模式。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二十国集团（G20）合作机制。毋庸置疑，全球金融危机促使G20机制的焕然一新，但后者的遽然转变亦折射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有利于国际经济治理模式朝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前行。由此，中国需乘势而为，推动G20作为在全球经济治理新平台的机制性建设。当然，也诚如一些学者所言，“较之G8，参与G20也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解释：第一，从经济层面看，中国需要一个有活力的、稳定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体系；第二，从国际秩序层面看，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平台；第三，从价值观层面看，中国需要一个符合自身定位的国际机制；第四，从应对全球性问题层面考虑，中国也需要一个更广阔的活动舞台”[25]。

第三，中国主张全球经济治理要与贸易保护主义积极作斗争，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性发展。近些年，由于全球经济发展陷入低潮期，致使贸易保护主义在各地区有不同程度的抬头，这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正常、有序的发展进程，也对如何更好开展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中国反对以任何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利用既定规则，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品设置非关税壁垒等隐蔽性的保护主义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强调经济合作模式的多样化，并鼓励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经济合作模式朝向更高水平位移。事实上，中国业已实施了“推合作、抑保护”的战略路径，即通过推动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以抑制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的滋生与蔓延。身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排头兵，中国重视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希望以此构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合作桥梁的立身之本；中国也重视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合作，这既是与时俱进的要求，更是引领世界经济合作趋势的发展之道。继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新西兰、冰岛等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等陆续签订了10个自由贸易协定（FTA），与瑞士的FTA也已进入最后的攻坚期。值得注意的是，即将启动的中瑞FTA将包含技术交流、金融合作等广泛领域，这将为今后中国如何制定高水平、高规格的经济合作协定提供宝贵经验，亦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战略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参考范式。尽管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模式多少有别于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模式，但合作的根本目标并不相悖，都希望彼此能够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始终把对方的发展视为自己的机遇，真心、坦诚地期待与所有经济体建立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经济纽带。

第四，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逐步诚恳、自信地向世界输出改革创新的重要成果与理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10%以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大幅贬值情况下，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为区域经济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56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减免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380笔，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12万人次，累计派出201万名援外医疗队员和近1万名援外教师。中国积极推动最不发达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并已承诺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输华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26]。中国在收获改革开放重要成果的同时，也在与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分享改革的红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但输出物质经济的积极贡献，同时也输出精神性的崇高追求，这就是改革与创新的时代精神。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27]。改革创新不仅是确保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进取的重要动力，更意味着精神层面的不懈追求与砥砺。发达的国家要改革创新，落后的国家更要改革创新，而且必须加快步伐，大步前行。世界各国要勇于改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无尽动力[28]。

第五，中国强调全球经济治理需妥善处理“道义”与“利益”的复杂关系，力求实现利与义的完美平衡。为此，中国既主持正义、仗义执言，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朝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又坚持效率、深化合作，维护好全球经济利益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中国倡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既注重经济利益的增长与效率，同时也看到了现行体系的不足与问题。换言之，中国既强调经济利益的共同创造与均衡分配，又兼顾国际经济体系的整体性与和谐性，不会趋利避义，更不会见利忘义。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它们中长期的利益增长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必要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主要经济体理应做出不同程度的利益让渡。此外，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愈加深化，霸权主导型的传统经济治理模式逐步失格，取而代之的是公平、民主、高效的多边决策机制。新制度自由主义派学者强调，多边决策机制比由一个或一些大国主导的决策机制，更能产生利益平等分配的结果[29]。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后，IMF和其他治理机构对其职责的重新定义，就是对决策多边化趋势的最好证明。不仅如此，改革之后的国际经济体系应对发展中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有“特殊照顾”，主要经济体在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还需充分体现“多予少取、早予晚取”的奉献精神，体现大国的应有责任。这些与中国外交的和谐理念亦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