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改革、创新与理念融合（3）

四、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前文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认识、接受、融入并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大致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中突出了中国由“被动反应型”到“主动合作型”的姿态转变、以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理性追求与理念输出。可以说，中国正在积极并善意地引导全球经济治理进入公正合理的运营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发展。尽管如此，国际环境的变迁及相关复杂因素的重生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正常发展制造了新困难，并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理念建构和功能发挥构成一定的挑战。

第一，国际、地区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引发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与条件发生相应改变，如何把握新形势条件下的趋势性变化与阶段性特征，成为重要且艰巨的任务与挑战。事实上，中国在收获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若干负面因素影响，面临新挑战。譬如说，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加工贸易模式、引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生产方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定质疑[30]。再如，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等经济摩擦不断增加，致使中国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据WTO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对华出口商品发起的反倾销（Anti-dumping）调查共计916次，占全球反倾销调查总数4230次的21.65%[31]，而最终实施的反倾销制裁共计664次，占全球总数2719次的24.4%[32]，二者均居世界各国之首；另一方面，自从2004年中国出口商品遭遇首次反补贴（Countervailing）调查以来，至2012年末共计62次，占全球总数302次的20.53%[33]，而最终对华出口商品实施反补贴措施总数高达42次，占全球总数177次的23.73%[34]，二者同居世界各国排名之首；此外，截至2013年6月中旬，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案件数已累积为30件，涉及中国的贸易争端数更是高达98件[35]。由此可见，中国已成为贸易制裁措施的主要对象国，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的重灾区；但从另一侧面来看，这也说明各经济体对发展或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的保护意识愈发增强，间接导致了国际竞争的加剧，也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需将国内经济的结构调整与国际经济的平衡发展密切关联，争取打造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强竞争力产业集群，确保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用实实在在的经济实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正能量。

第二，中国已启动由贸易型大国向贸易投资型大国的转变，资本输出的规模性增长是夯实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支柱，但同时也会带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矛盾。截至2012年，中国累积对外投资规模已超5000亿美元，国际投资的净资产接近1.74万亿美元[36]。在此基础上，中国在2018年之前可能实现进口约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至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超过4亿人次[37]，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及全球经济贡献大国。但是，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身份骤变，在不同层面对中国参与塑造全球经济新体系制造了“点和面”的新挑战，即微观与宏观的新要求。

一方面，中国资本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输出会加速对外投资分布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同时也意味着微观层面中国经济会更多地参与、融入并渗透至投资流入地的经济内核。如何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基础、甚至是不同发展理念的国家或地区能以合理、合法、合作、共赢的方式接纳中国投资，并积极、正面地理解中国投资所释放出的经济效应与社会价值，这亟需认真研究并努力攻克。以典型案例为据，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华为兼并美国网络企业等中国对美投资的未果，折射出国家安全为重的基本考虑以及经济文化上的冲突与抵触成为扼杀中国对美投资的主要动因。另一方面，就宏观层面的经济融合方式而言，大规模的资本输出意味着中国涉足世界经济“深水区”，并促使二者的融合方式发生质的改变，可能引发中国与世界在更高的经济层级上出现前所未有的摩擦。我们习惯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对外经济发展过程称之为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而这里的“接”主要是改革国内一些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与惯常做法，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与潮流。时过境迁，中国与全球之间凭借贸易往来而建立起来的被动型传统经济联系，亦将随中国资本的对外输出而转入全方位展开的新阶段。但重要的是，接下来中国需要做的更多工作不是“接轨”，而是“转轨”，且“转”的对象更多是参杂了一些不合理因素的国际经济体系。与此同时，资本输出所带来的治理成本与创造的经济利益会同向而行，这就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其承担的相应义务亦会成比例上升，因此，在兼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下，如何有序、平稳地推进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并让这种合理的因应而变更加有利于以资本输出为主的中国新经济模式的发展，这是一个颇具难度的重要课题。

第三，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内，必须实现经济硬实力增长与经济软实力建设的齐头并进、兼收并蓄。显然，经济硬实力的稳步增长，要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的经济软实力服务，避免因硬实力的竞争性对抗，而抹杀了软实力的自然成长。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硬实力包括GDP、对外贸易及对外投资的规模等直观的经济指标，而经济软实力则是借助特定的经济优势而形成的引导力及影响力，尤其是在双边及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中的议程话语权，以及建设与发展地区及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决策权与作用力。具体到中国的经济软实力问题上，其涵盖的内容包括其他国家及地区对中国经济、中国投资、中国商品、中国商人、中国服务以及中国理念的认可与接纳，对中国建设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及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支持与信赖等。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与中国经济硬实力稳步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软实力的建设出现明显脱节，甚至在一些特定领域发生倒退。诸如“中国威胁论”、“恐华论”等丑化中国形象、意图遏制中国发展的不利言论甚嚣尘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软实力的建设与发展，并威胁到经济硬实力的稳定增长。为此，要竭力遏制上述阴谋言论，在国际上形成“欢迎中国投资”、“期盼与中国携手”的良好经济合作氛围，并带动国家、人文、组织、社会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要擅于在经济的软硬实力间进行有机转化，使二者之间产生良性互动的机制与循环。这一过程的核心是要让世界理解中国，知道中国在自身谋求发展的同时，也在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同时也要使其明白中国正向世界经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提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牵引力。

第四，统筹协调难度的不断上升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又一主要困难。这里的统筹协调分为外部与内部两大部分，尽管二者在对象及形式上葆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二者存在互动的联系机制。首先谈一下外部的统筹与协调。既有的合作与新立的合作之间的关系；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大国及小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与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关系；双边与多边的合作关系；与一国或某一地区在不同领域内的合作关系；甚至是特定领域与跨领域的合作关系等，不同关系错综复杂，横竖交织在一起。对此，中国如何保持对外经济合作方针的稳健性？如何协调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等其他关系之间的平衡？中国是否维持既有合作规则与机制的不变，还是做适当调整？是否继续强调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合作？总之，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需要认真思考这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前提性条件。

其次就是内部的统筹与协调。中国深入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向世界开放本国经济、在规制与制度上进一步与国际体系发展相适应的改革步骤，国内的相关产业，尤其是濒临竞争边缘的夕阳产业就会遭遇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如何协调好国内各产业间平衡且有序的发展，尤其是妥善解决落后产业在新竞争环境中的存废问题，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乃是中国经济内部协调的重要课题之一，更关系到对外经济合作的持续性发展。与此同时，经济结构的内调催生出国内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但这也增加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可能。这样一来，如何稳妥地解决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问题？如何转变这一地区低产能、弱竞争力的传统产业，发展并形成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归根结蒂，就是如何消除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显要矛盾，这是较为棘手、但须尽快妥善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