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储管理改革需厘清四大关系 （2）

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可兑换的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经验使我们意识到，通过提高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成为重要国际货币，可以增强本国的国际地位和信誉，增强融资能力，减少不必要的外汇储备量。中国之所以持有高额的外汇储备，与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密切联系。人民币一旦迈过可兑换这一关，逐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问题便可在相当程度上迎刃而解。

当前主张和反对加快推进人民币可兑换的两种意见，其主要分歧只是时间的把握。我们应该关注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通常经常账户开放到资本账户开放需要20年的时间，这样算来，2016年应该是一个“时间点”，届时有条件可以放开。但有人担心，如今利率市场化尚未实现，怎么有条件实现可兑换呢?

笔者认为，人民币可兑换会倒逼利率市场化，因为只有先实现国内利率市场化，放开国内资金价格，才能使人民币对国外资金的比价真正放开，人民币可兑换才具备真正实现的条件。由此有人估计，2016年可实现利率市场化，或者推迟到2018年，笔者再次主张，人民币可兑换2020年应该努力实现。比较保守的观点，认为可推迟到2025年，总之，早比晚好。

当前从战略高度出发，必须统筹安排人民币可兑换的步伐。按照十八大金融改革的精神，就是要实现市场对于利率和汇率等基础性价格的决定性作用，按照先国内后国外的顺序，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和路径逐步显现，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抓住机遇，果断推进。有学者担心，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之后，出现国际热钱的冲击以及国内资本的外逃等风险。实际上，在实现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后，资本流入或资本市场开放方面仍然可存在很多限制，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资本流入与流出依然有一定的掌控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要求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全球人民币定价、交易、结算中心。届时人民币应该实现可兑换，因为没有哪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货币是不可兑换的。因此，笔者认为2020年会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应大力推进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从法律、税收、金融等方面入手，采取措施提高以人民币标价的大宗原材料、商品期货的吸引力，将香港和上海自贸区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扩大人民币的吸引力。让人民币在有所控制的情况下，以外汇储备为担保，对外提供人民币贷款，以创新形式推动企业更大规模地走出国门。

外汇储备与管理体制的关系

关于外汇储备的管理体制改革，有人主张建立双层次的外汇储备机制，让财政部参与进来，甚至有人主张将外汇储备和管理全部交给财政部，认为这样做可阻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应之间的联系，以及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从而可以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人民银行现行管理模式下，外汇储备由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买入;而在财政部的管理模式下，外汇储备由财政部发行金融债券在市场筹集资金再来买入，人民银行并不参与其中，这将有利于将人民银行从目前外汇政策的刚性约束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可能会使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带来扭转性的重大变化。

笔者认为，全部交给财政部不可行，这涉及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全面变革，如果财政部要把现有外汇储备存量和不断产生的增量，通过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的方式买入。由于我国债券市场不发达不完善，企业和个人缺乏资金和动力来购买，最后只有强行让商业银行购买，而商业银行购买了金融国债，必然减少信贷资金的投放，直接影响银行业的运营和管理。财政的钱和央行的钱是不同的。财政买入外汇是有成本的，要用将来的税收偿还，而央行购买外汇几乎没有成本，只是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对冲是有成本的。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确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促进和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这充分表明，该体制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如果贸然大动，会影响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同样也应注意到，当前中国要防止财政风险的转化，特别是地方债务平台的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同时也要防止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扩张超出自身能力无序竞争而产生的金融过度风险。

笔者认同，财政部参与度可增加，可采取继续发债，或通过其他方式，将一部分外汇储备陆续买出来，设立和扩大主权财富投资基金，在严格控制成本和风险下，通过在国际国内的运作，对外储进行间接管理。央行管理的外汇储备方式也需彻底地改革，如进一步改善外汇储备资产配置结构、币种结构等，如同一币种中也可考虑资产组合的多元化，除美国国债外，是否可以考虑一些风险资产或实物资产，诸如考虑购买石油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和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