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增长方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重大成果。在《决定》中，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原则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讲就是“市场决定论”。这标志着我国将正式告别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增长方式转型。只有正确认识这一重大转变，我们才能统一改革的思想与行动！

一、转变增长方式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因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甚至形成“中国模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改革，不断拓展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只有充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凝聚改革共识，才能告别过去、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改革的新征程。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因，是中国的内外国情发生深刻变化，原有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建筑其上的体制机制也亟需转型。唯有按照“市场决定论”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发展成果惠及全民，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以资本积累与对外出口为主动轮的增长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地方分权竞争与晋升激励为内核的机制安排。这一增长模式具有内在的协同性。政府既有能力也有激励招商引资并主导基础设施投资，从而突破资本稀缺与外部性产业投入不足的发展瓶颈，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则能通过出口保证价值实现。但这一增长模式也不断累积着自身矛盾。一是生产出的财富更多用于积累，必然减少消费，压抑国内有效需求，从而导致依赖外需消化国内生产。一旦外需减弱，过度投资就会在实体经济层面造成生产过剩，在金融层面累积政府债务。二是政府推动投资，虽然可在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进国创造赶超效应，可随着发展差距缩小、后发优势减弱，政府犯错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极易导致资源错配。相较于企业在市场中不断试错、优胜劣汰，政府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三是政府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专注资本积累，就难以全面履行其保障个体产权、维护劳动者权益、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等各项职能。这是导致国内民众难以分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

中国内外国情的深刻变化是原有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一是全球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曾是中国通过开放利用外需的历史机遇。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主要发达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复苏艰难，贸易保护抬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也使得高端制造业开始向母国回流。我们的全球化战略必须转向以扩大内需为基点。二是国内要素相对价格发生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极度稀缺，而大量剩余劳动力却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但近十年来，我们的劳动力价格大幅上升，其上涨将呈长期趋势。人力资本则因大学扩招等供给结构变化，价格保持低位。物质资本总体充裕，但呈现二元分割，民间资金投融资成本高昂。而随着环境污染愈发严重，民众健康需求增加，环境价格上升。我们必须根据新的要素相对价格调整发展路径。三是国内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公共服务长期缺失，公众权益诉求迅速增加，社会冲突加剧，增长成本的社会承载能力正在迅速衰减。内外国情的变化内生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因此，我们既不能因当前的改革而否定原有增长模式的成就，亦不能因过去的成绩而懈怠抵触改革的全面深化。

在新的内外国情下转型中国经济，其根本点就是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转变为由市场决定。只有在自由竞争中激发创新动力，在自发试错中探寻创新路径，在产权流转中保障创新实施，我们才能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只有将分配消费与积累的决策交还个体，将运用资本的判断交还企业，将投资主体的选择交还市场，我们才能从盲目强调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内需支撑性增长方式，从单纯强调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向同时重视社会资本和消费的增长方式。只有政府不再作为配置资源与促进增长的中心，切实担负保护产权、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职能，我们才能从高消耗能源与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向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增长方式，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矛盾突显的增长方式转向公平公正与和谐性的增长方式。而确立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决定》阐释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