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特色”？ （4）

　四、高度重视 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实际首先是一种制度建设的过程。那么，这种制度建设的方向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呢？是像苏联模式那样，关起门来完全另搞一套，或者是搞“有中国特色的苏联模式”呢？还是像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否定苏联模式，“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呢？答案当然是后者。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制度建设的首要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现代生产力所要求的制度必然是现代制度。现代制度都是首先具有共同的现代性的制度，其次才是又有差异的制度。这对高度认同生产力决定论的邓小平来说，完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从改革开放初期起，通过改革开放推进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建设，就已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了。邓小平提出搞市场经济、混合经济、开放型经济，将来还要实行普选制等等，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只是，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阶段的限制，这种现代制度建设还是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

历史发展到今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幅推进现代制度建设，已经成为了迫切的现实需要。在这种新形势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负众望，沿着邓小平等老一辈改革家开辟的正确航向，明确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一系列的现代制度建设，其中包含的内容不仅空前丰富，而且很有新意，份量也很重。

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的现代制度建设目标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现代财政制度”；“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等等。

除这些直接使用了“现代”一词的制度建设目标外，《决定》中还有大量的制度建设目标，实际也都是现代制度建设目标。比如“ 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 利率市场化 ”；“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 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 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 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 ”；“ 建设廉洁政治 ”；“ 建设法治中国 ”；宪法“ 具有最高权威 ”，“ 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 ”，“ 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 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 ”；“ 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 ”；“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 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全面落实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 等等，实际也都是公认的现代制度建设目标。

由此可见， 三中全会 高度重视 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建设。这种现代性首先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而不是中国特有的。这些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现代制度极为重要；只有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这些和更多的现代制度来，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这些现代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又必然是具有某些中国特色的，而不可能是跟其他国家雷同的。特别是，在中国的条件下，这些现代制度又是必须通过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才能顺利建立的，而这又是需要某些特殊的制度安排的。

这就表明，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特殊，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般。实际上，它既是以某些特殊的制度安排推动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现代制度建设的，又必然会使这些现代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具有某些中国特色。普遍与特殊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这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终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历史必由之路。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即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亦即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制度建设， 这就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