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及其现代

认识中国所应有的态度

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如何理解中国其实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意味的知识行为。围绕着如何认识中国，在学术思想界历来便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在这些说法里面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预设。我们大致可以从当代的语境出发，将这些叙述中国的模式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自暴自弃的模式，一种是所谓自我辩护的模式。

我把那种站在所谓更高的文明价值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模式，称之为自暴自弃的模式。在今天的语境里，不管是所谓“公知”还是“批判知识分子”，大概都属于这种模式。为什么说他们是自暴自弃模式呢？因为他们批评中国的方式，已经渐渐变成了寻找中国不是的发泄。多年来大家往往习惯于从反封建的立场上、从所谓现代的价值出发来批评中国，而这些年则又发展出了另一种批判中国的方式，那就是从传统出发对当代中国的攻击。如果说在当代语境里从现代出发对中国的攻击，更多是以西方和美国为背景的话；那么从传统出发对中国的攻击，则更多是以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为背景的。实际上这些年的“民国热”里面，其实就集中蕴含着对当代中国的这两种不满情绪，在“民国热”（更多地其实是意指“我国台湾地区”）的映照下，当代中国是既不“传统”又不“现代”。应该说这种批判的情绪是愈演愈烈，这种批判已经超越了政治的批判，而演变成了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性否定，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变成了对当代中国人的批判。表面看起来这是一种内部的自我批评，因为中国确实有种种的不足，批评中国当然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好，可是在这个批评里面所蕴含的情绪，却似乎已经超越了理性地通过批评来解决问题的层面，而变成了一种愤怒和自厌的情绪，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应合着当前世界性的对中国的抹黑运动。说二者是相互呼应的，而如果我们这样来对待自己，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它有可能瓦解我们国家自立的根本。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恰恰可能是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所在。这种态度一定会带来极端的表现，一是极度的自卑，而极度的自卑一定会带来变态的极度自尊。而这并会在民族主义冲突发生时急速地演变为一种非理性的暴力化的极端民族主义态度。一个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和文明积累的国家，却如此缺乏文明和政治的定力，又岂是国家之福？

第二个态度是自我辩护的态度。这些年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非常多，也是左右对峙的角力场之一。肯定中国模式论的大多是“左派”，这种论述的出发点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上来为中国成功的经验进行辩护。从已经获得的成就出发回头检讨中国之所以获得这个成就的根据和理由。在我们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够完整，因为它基本上只是对成功经验的总结，看不到中国经验背后的所谓中国道路的内在的逻辑和动力，以及围绕这个动力和逻辑而展开的历史过程的曲折与顿挫。这个曲折与顿挫才是需要全面理解的，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所谓的成功经验而来的辩护就可以完全且清楚地加以说明的。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当前这两种舆论呢？我一直认为，如何认识中国及其现代，说到底是一个当代中国人如何重新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要打开在当下处境里面的小我，去主动地与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具有如此大规模的国家、民族、文明的历史经验发生深刻的关联感，与民族的命运发生一种共构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认识中国的任务，和日本人、美国人认识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我们在具体知识的结论上可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它背后有一个情感问题。当然，大家会疑问，这种情感态度是不是会障蔽我们对问题的客观认识？我们接受的实证主义训练基本上是一定要把主体掏空之后去面对材料、对象，似乎这样才能得出客观真切的认识。实际上我有完全相反的意见。我们做人文社会科学，面对的世界、认识的对象，其实不是一个凝固的、不会说话的、没有意义的对象，而是一个意义世界和有意味的对象。当我们面对意义对象的时候，恰恰需要一个充满意义感的主体去发生共鸣共振，去相互感发。当我们真的用一个人文学的态度去对待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对象从来都是决定方法的，方法只有根据对象的特殊性来加以特殊的选择和设计，才能够获得所谓真正符合对象的认识。只有与对象相称的方法才是客观性的真正保障。因此，情感的态度不仅不会障蔽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反而恰恰可以导引出一个非常客观的认识来。这个由对象所决定的方法背后其实跟情感是绝不冲突的，跟意义是绝不冲突的，所以我们要建立对于中国的认识，就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和方法，而不是笼统袭用一种所谓“学无中西”的普遍主义方法论，以为可以用一种方法去面对一切认识对象，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