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及其现代（3）

如何理解现代中国

现在可以看到，不管是革命史还是现代化的叙述里面，都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认为这是西力东侵的开始，给以前一直停滞不前的中国社会，带来根本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带来中国进步的动能。这是革命史叙述与现代化叙述的一个基本预设。因此，对于中国现代理解里边，背后有一个来自西方现代性规范做支撑的预设。在我看来，恰恰值得追问的正是这个预设，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大的规模，它怎么可能不在世界当中？因此，关键在于中国存在于世界中的方式以及存在于一个怎样的世界当中。中国当然并不是在1840年才被拖入世界史的，中国始终就在世界当中，而且是世界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曾经是那个世界史的核心动力之一，曾是那个所谓前现代世界的中心。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就不能把中国的近代简单看成是来自外力作用的后果，即使是外因也必须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当然，这个外力作用确实有一个后果，可是这一后果的意义是什么，却值得重新评估。我认为，其实把这一个历史时刻看做是中国史被拖入现代历史过程的意义，不过是强调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对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前现代世界体系的取代。如果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的结构性的视野里面看中国现代史，就会把中国现代史尽量拉开，上接到古代去，特别是要从元代对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出发来理解中国现代。

所谓前现代世界体系是跟元代的确立有关系的。元代有两个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一是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打通了欧亚内陆市场，使得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了；二是对中国历史来说，元代打破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天限南北”的政治分裂状况，重新统一了宇内。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史的叙述中有一个正统论的观念，有一个纵向的历史叙述。宋代新儒学的兴起，成熟了一种道统论的正统观。根据这种道统论的正统观来叙述历史，认为宋是承自唐的正统。不过，这种纵向的正统历史观里面其实忽视了与宋同时存在的辽金夏，辽、金、夏跟宋是错落共存的，也就是说至少在一个时期里面会有三个古国同时存在。而这三个古国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但都是儒教体制、中华体制。按照道统论的正统观来看待宋代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忽视了辽金夏的历史地位。元代的重要意义其实就在于，靠一种血气和蛮力把三个小国并立的局面打成一体，彻底统一了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五百年的分裂局面，再次打造出一个大中华的局面。

到了明代，要面对的是一个元代曾经控制过的局面，要把以前辽和金的地域都纳到自己的版图里面去，这是明代的难题。同时元代建立起一个世界体系，带来的是中国内部经济社会动能的大规模释放，把宋代就已经大大发展的商品经济更大规模地扩展了，社会的流动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此，处于前现代世界体系和现代世界体系之间的夹缝中的明代，它的历史任务是艰巨的，它必须面对社会动能空前释放的历史局面，在维持繁荣的前提下，还带来了一个新的持续稳定的政治局面。

严格说来，明代所遭遇的那些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应该说从三、四百年前开始的这个时代到今天还没有结束。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明代面临的那些历史难题呢？首先，明代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君权高度集中。之前对明代政治权力的集中有一个说法，认为这是君主专制加强，不管是革命史还是现代化的叙述都将之描述为一种历史反动。在我看来，抛开价值预设的立场，明代政治之所以如此发展，恰恰可能是政治合理性发展的一种体现。因为面对一个社会动能持续释放的社会，政治上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加强控制。因此明代的难题实质不在于君权集中，而在于一方面君权得到高度集中，而另一方面君权却不断减弱这样一个历史悖论。

从秦始皇以来，皇帝制度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带来了大一统的局面，带来内部的稳定。可是皇帝制度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就是它的政治基础薄弱，皇帝连宗亲都不能信任，士人是一个既合作依赖又需要提防和排斥的群体。历来皇帝制在政治合理性发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薄弱点就是没有广泛的权力基础，到明代这一点表现得更突出了。

第二，社会动能的持续释放带来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后果，明代的时候美洲的一些作物进入中国，玉米的种植解决了中国人的口粮不足问题，人口开始大规模增加。以前对明代人口的统计很多时候对于军户的计算不准确，实际上明代人口已经有了一个爆炸性的增长。这种增长，带来人口的流动，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流民和移民的社会。流民和移民社会的特点，是对旧的伦理秩序的脱序。

我们知道，明中叶以后，国家允许祭祀始迁之祖，宗族力量得到广泛的发展，礼教下移，宗族广泛渗透到中国的基层。同时，明清时代宗族的发展，同时还伴随着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民间宗教的发育。民间宗教和宗族社会的建设，有着一个稳定基层秩序的政治社会功能。所以它跟大传统完全是配套的，不是脱离大传统的。而移民和流民社会，因为脱离了这个宗族秩序，因为有组织的需要，便出现了血缘拟制的组织建设，便出现了我称之为“庶民宗教”的民间组织。“庶民宗教”指的是那些脱离旧秩序之后的个体，出于互助连带的需要而形成的组织。关帝信仰就是最典型的庶民宗教形式，白莲教等宗教组织是最典型的庶民宗教组织。庶民的产生，庶民社会的发育，变成为一个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与以往时代的流民问题不同，明代出现的庶民社会规模之大，已经不是国家将其再次齐民化就可以有效解决的，必须给庶民社会一个新的秩序，我觉得这是明代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庶民社会成长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庶民里面有一种叫市民，我不从现代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角度来理解市民，而是指居住在市镇里面的庶民，他们已经脱离旧的伦理秩序。市民社会的出现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市民已经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脱离了伦理秩序就变成一个情欲主体，那怎么给他安顿，如何重新再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他们首先会选择佛教，因为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念提供了一种对人的行为最为直接的制约性。在明代，佛教进入丧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和社会的症候性反应。

这些从天理秩序安排当中脱逸出来的个体，如何在自己内部重新发现人伦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明代学术思想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明代精神文化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基本上我们大致可以从政治/社会/精神三个方面来讲明代的难题。对于这三个难题的回应构成了明代阳明学重要的内容，也正因此我们把阳明学作为现代思想的起源。阳明学是对这些难题的全面回应，特别是对后两个问题给予了特别的思考：一个是庶民社会的秩序再编成问题；一个是如何在孤独的个体身上重新发现人伦可能性的问题，而这正是所谓良知发现的问题。

良知的发现，基本上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高超的表现，良知的发现意味着我们不再依赖任何外在的价值根源，而是要从实存的个体身上直接找到价值的支撑。良知的发现就是要从被孤立化的个体身上去寻找伦理的可能。对阳明来讲良知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当我们发现良知之后，又如何去构想一个由良知构造的社会。这就是现代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源：我们不仅要在个体身上发现良知，同时还要在良知的基础上去设想一种社会构造的可能性。

那么，由良知构造的社会具有怎样的特点呢？那就是讲究平等。阳明有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叫《拔本塞源论》，其中就讲到理想社会的构成特点。在他看来，新的理想社会构成必须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重新修正关于圣人的观念。阳明强调说，圣人是“只论成色，不论斤两”的，意思是说，不用外在事业作为衡量圣人资格的标准，而只从德性上来衡量圣人，只要在德性上成色足够，就可以成为圣人，而不在其功业之大小。这也正是“满街尧舜”说法的根据。正是在这一点上阳明学大大推进了朱子学。一般来讲，朱子学仍然是士人的精神教养，士人通过道德的自我修养来促使自己成为社会的表率，而这种社会表率本身其实又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实现所谓的以道德治天下的治理效果。因此朱子学是通过士人自身的道德完善来达致政治教化的作用。对于阳明来讲，如果圣人是只论成色不论斤两的，那就意味着他不只是针对士人而言的道德，而是要面对士庶的整体，是针对所有人而来的教说，强调了所有人都有成圣的可能性。朱子学讲“尊德性而道问学”，到了阳明的时代，他有一个说法叫做“尊德性的学问”，这意味着“德行”和“学问”之间不再是并立的关系，而出现了一种纯粹的学问形态，那就是关于德性的学问，一种纯粹的成德之学。我觉得这是阳明学的一个贡献，他把儒学的某些面相彻底化和纯粹化为一种成德的学问。

在阳明的学问形态里面应该说并没有独立出来一种关于政治的学问，在他看来，政治的“运用之妙”是“存乎一心”的，政治只是良知事上磨炼运用的领域而已。这种义理学具有一种政治社会的意义，其中还蕴含有一种政治社会的构想，可它自身并未独立出来一个“道问学”的学问系统。也正因此，阳明学后续的发展中出现的朱陆调和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在阳明学“尊德性的学问”之外，探索一种独立的“道问学的学问”的可能性。晚明顾亭林、王船山和黄宗羲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史理路当中展开自己的工作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后世居士佛教中的“孔佛会通”运动，则是在阳明学“尊德性的学问”的基础上伸展开来的。

正是在以上提及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阳明学彰显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一方面他逼迫出了客观面对政治领域的学问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则以其面对士庶整体的纯粹成德之学，为一种儒学的宗教性发展奠定了方向。阳明学的发展预设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旧的儒教体制的新调整。以上两个方向正是这种儒教体制调整的两个向度。严格说来，儒教体制是在不断回应新的具有中国规模的历史挑战当中，而不断对自身进行着适应时代需要的调适，而每一次调适都总要再次落实对儒学基本价值原理的确认，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能保证对中国规模问题的回应具有中国意义。

应该说，明代之后的历史发展都是在阳明学所开启的向度里展开的。清代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重新打造了一个能够包含复杂的多元政治系统的新的儒教体制。在这个儒家体制当中，甚至藏传佛教也发挥了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同时，作为一个部族政权，它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政权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强化自身的政治正当性，康熙和乾隆还开展了一个试图将道统和政统绾合为一的思想和政治运动，这是对政教合一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清朝顺应了明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潮流，而且也对儒教体制进行了适当的更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代以来的社会政治问题，但清朝提供的儒教体制并不能彻底解决明代以来的历史问题。对待历史不能站在价值制高点上进行评判，而是要能够深入其中理解其实际发生的条件和道理，而所谓历史问题，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我们总是需要不断迎接新的历史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