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与文明价值认同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轨迹

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伴随的。整体上，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与80年代人文主义的复兴阶段（1978-1989）。改革之初，在经历了“文革”的极大破坏之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已经呼之欲出。邓小平对文艺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战略方向上的指示，“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门的打开，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视听，一些传统的禁锢开始逐步被打破。在横向与纵向重新定位的新的精神参照系下，不同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相互交织，相互碰撞。传统的集体主义、国家意识的价值观念开始松动，“个人”、“自我”、“自由”、“尊严”等价值诉求开始兴起，这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也为其后90年代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奠定了价值基础。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的大解放，从而形成上下改革的共识，很可能就没有随后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作为国策的可能性。

二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背景下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阶段（1990-2005）。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的不断明确，文化体制改革也相应在探索中发生了转向。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市场机制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被赋予了应有的重视。

三是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建设布局下的文化体制改革阶段（2006年至今）。2006年，中国首次提出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到了2012年十八大上“生态文明建设”被写入建设布局之中，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并提出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明确要求，这反映了我们对文明内涵认知的深化。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元素，值得进一步挖掘。期间，在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业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计划》于2009年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此文化产业也被上升到国家战略性产业。

2011年4月，文化部颁布了《关于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2011-2015年总体规划》，规划的目的一是服务国内文化建设，使其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二是服务外交大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规划中明确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坚持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运作为主要方式”，这条原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在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建设上政府更多是起导向作用，文化在民间、在基层。同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到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为其后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总纲。

在这个《决定》对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概括中，有一条讲到“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这一概括对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的判断是准确的，当前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加快重构社会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这不仅仅是大众的需要，也是对政府官员的需要。当然，这些需要从制度根源上入手。而制度的建立健全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内在的基本价值观的建立和导引，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