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吗？（2）

解决发展与秩序之间的矛盾

概括地说，邓小平号召中国学习新加坡的核心，是要解决好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一对矛盾，那就是发展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一对深刻矛盾。人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类型的情况。首先，在一些国家，经济在一定期间得到了发展，但有效的秩序建立不起来，政治一直在专制（包括军人政治）和无序民主之间徘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一直处于这种情况。其次，在另一些国家，有了秩序，但没有发展。这往往发生在高度集权的权威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是一个典型。再次，也有些国家，既没有发展，也没有良好的秩序。亚洲的斯里兰卡和缅甸就长期处于这种情况。既有发展也有秩序的国家少而又少。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便是少数几个典型。

在日本和“四小龙”中间，邓小平为什么选择了新加坡？这既和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经验有关，更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国际局势有关。在天安门事件之前的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主题就是发展和秩序。当时的领导层既强调经济发展，也强调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体制改革，就是秩序建设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不能得到深化，经济改革所得到的成果也不会得到巩固。1980年代早期的重点是经济改革，但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邓小平开始强调政治改革。

既要发展，又要秩序，这不仅为中国的领导层所强调，也是被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当时的知识界盛行的两本书，一本是耶鲁大学教授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肯尼迪强调经济、科学技术等因素对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而亨廷顿强调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及其建设政治秩序的困难。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群体有比较多的共识，在政治秩序建设方面，两者之间的共识就很少。对邓小平来说，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设政治秩序。当然，这里的政治秩序也并不排斥民主化，如果民主化不会给中国造成政治乱局。但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秩序就是民主化。

但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中国本身的天安门事件、事件之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和苏联的分裂等等，使得激进民主化不再成为建立中国政治秩序的有效选项。道理很简单，这些事件的发生本身，被普遍视为是激进民主化的产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新加坡再次成为邓小平关注的对象。“南巡”之后，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不过，要把学习新加坡的强烈愿望转化成为实践，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和秩序是同时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但在中国学习新加坡过程中，则把发展和秩序相对分离开来，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中国各级政府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则强调不足。

秩序建设要跟得上经济建设，这也是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建国以来，新加坡差不多每10年把自己的产业提升一次。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在不断进步。在社会层面，尽管新加坡不接受西方的福利社会的概念，但社会政策在很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方诸多国家，尤其是政府组屋建设方面。在政治秩序方面，新加坡拒绝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建设了有效的法治、廉政、政治开放与民主、高效公务员队伍等等制度，并且在所有这些方面，为世界所瞩目。

从一开始，新加坡方面一直强调，中国学习新加坡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更是“软件”建设。这里的“软件”就是各种制度建设。1994年，中新两国开始进行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双方争议的其中一个领域就是软件建设。中方很多人把这个项目仅仅视为经济建设或者工业化项目，而新加坡方面强调的则是“软件转移”。对新加坡领导人来说，设立这样一个园区的主要目标是“软件转移”，就是通过园区这个“硬件”或者载体，把新加坡成功的“软件”输送到中国。可惜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并不能十分了解和把握这一点。

当然，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不仅学习新加坡，而且也学习其他很多国家。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中国既学新加坡，也学美国、日本、韩国。在“抓大”方面，中国学习了日本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模式，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则是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放小”方面，也就是中国式的民营化（私有化）更多的是受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金融制度方面也一样，中国参照了诸多西方经验，但从和美元挂钩到一篮子货币政策，中国则大量参照了新加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