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国家现象，这就决定了其实质是阶级意志的思想表达，其作为历史现象所固有的历史合理性和变动性。意识形态不仅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消亡而消亡，而且遵循阶级斗争发展的历史规律、随着国家形态的变化而转型。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不仅体现了它与其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准确定位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依据，而且体现了历史规律客观性与选择性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在历史发展的曲折反复中坚定理想信念提供战略定力。大体上说，意识形态在其历史变动中，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型：这就是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从传统意识形态向现代意识形态的转型，以及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蜕变和时代特征的转变，革命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转型。

一、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要素，即“思想的上层建筑”，其功能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就是说，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总要先造舆论，取得道义上的广泛认同；而一个政权的巩固，则总要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统治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无论阶级斗争如何变化，意识形态的这一基本属性都始终不变。但是，传统意识形态具有两大特点：第一，不稳定性及相应的滞后性，也就是说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意识形态可以不一致，因而巩固政权的意识形态就不具有夺取政权的先导性，而只是适应巩固政权需要的一种被选择。例如，中国在公元前475年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后才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确立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期间有近百年到数百年的时间差，这种滞后充分表明了传统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面前的被动性。第二，依附性及其非核心性。传统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仅为国家暴力所选择，而且完全服从于国家暴力，具有鲜明的工具特色和辩护意识特征。因此，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处于非核心的地位，其能动性基本上限于“执行”方面，而缺乏对于国家权力系统的“建构”功能。

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这一转型使意识形态成为历史发展的引领力量，以北美独立和美国建国为标志，开创了近代以来近两百年的“意识形态时代”。和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现代意识形态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具有以新国家制度建构为目标的先导性。现代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是革命性，所谓的“意识形态时代”也就是革命的时代。现代意识形态通过对现实罪恶的无情批判，通过对未来美好社会基本原则的确立，激发人民的理想热情，开启人民革命的政治动员。从思想观念上超越现存的统治思想和统治秩序，揭示未来的政治和社会构架，使意识形态的作用空前加强。黑格尔因此断言，我们真正来到了一个“用观念创造现实的时代”，列宁在解读黑格尔相关思想时明确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当代黑格尔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则声称一切真正的革命都是意识形态革命，并借口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断言“历史的终结”。现代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动员能力、广泛的人民参与性和大规模的历史实践形式，均源于建构美好未来的理想性。这种可以付诸实践的理想（接近于黑格尔的“观念”）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的核心。第二，成为国家权力运作和权力结构调整的合法性依据。现代意识形态不仅是立国的先导，而且是立国之本。从权力运作的规范、制度建构和调整的可能到国家形象的塑造，意识形态都是基本依据。正因为如此，现代意识形态在国家的权力体系中不再处于外围和边缘，而是成为基础和核心，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制度生命力的内在依据。这种状况不仅使意识形态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空前重要，而且使其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当一个政权主要依靠暴力来维持时，试图推翻它的力量就很容易找到使用暴力的理由，而在斗争中获胜了的一方，同时也就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正所谓“成王败寇”。然而，在现代国家，“我们发现了一个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那些被列入权力范围的人的思想及情感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暴力推翻现存的权力就变得较为困难，因为“只有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相信现存的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这样的信念被动摇时，建立在权力之上的机构才可能得到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新政权的一方，却在思想上还保留着旧秩序合法性的空间，而被推翻的旧统治者当然不会承认新秩序的合法性，他们依然保留着思想上的巨大优势。“这样，尽管胜利由无产阶级获得了，但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是不相等的。”如果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劣势不能有效改变，则旧政权复辟的可能随时存在。可见，单就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而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任务就是空前艰巨的。

意识形态的这一历史转型，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即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规律性正在显现，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时代正在到来。其表现就是革命意识、阶级意识和立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政权更迭和历史震荡，资产阶级革命超越了以往革命的“纯政治性”而呈现出政治—经济立体化的趋势，因而减弱了其偶然性而表现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说，这种革命的发生地及其引领者是确定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些发生在西北欧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当时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除了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外，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不仅如此，历史的必然性还表现在这种革命注定要向全世界扩展。“这种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政治和理论工具，无论如何已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做好了准备，并足以让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就是对这一客观历史趋势的思想预演。它以高调的方式宣告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折射了历史必然性之光的同时，也包裹着“绝对真理”、“普世文明”的虚假光环。马克思则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把被颠倒了的现实再颠倒过来，最终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意识形态的历史变化也因而得到科学的说明。

意识形态的这一历史转型告诉我们，对于力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的中国，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无论是面对“冷战”的历史环境还是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超越整体上居于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至关重要。这就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必须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的原因。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历史经验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只要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即便原来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社会民主党），也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看似各种思想平起平坐、一律平等，但在资本主义占优（包括今天的“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的独立存在，也就谈不上对其进行抵制和超越，而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样的党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不会有所作为。这就是说，必须看到，在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思想“独立”必须高于思想“包容”。只有思想独立，才能拥有思想阵地，才能获得认同、凝聚共识，才有可能去“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