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 （3）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及其历史转型

西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转型具有两重性：它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其文明类型衰落的征兆，又是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一种应变，是力图保持其意识形态优势地位的调整。而对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就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而必须两面作战：既不能“告别革命”，也不能“照旧革命”；既不能“非意识形态化”，也不能“再意识形态化”。具体地说，我们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元历史观，坚持真理观决定价值观，又要充分肯定价值观在当代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突出作用；既要坚持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党性原则，又要努力扩大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包容性；既要保持革命传统，又要致力于将这一传统有机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既要坚持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又要给自我实现预留足够的空间；既要坚持远大理想、包括共产主义信仰，又要切实关注现实生活的改善和幸福；等等。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要么被搞乱、被“妖魔化”，要么被架空、被虚幻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也有一个适应新形势的转型问题。

这一转型是个两位一体的任务：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共识、调动力量的作用，一是要让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思想理论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是要把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转移到核心价值观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型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还是把意识形态的基础建立在科学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之上，不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可知性；我们坚信历史的发展和人性的变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人们在改变外部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内部的自然即人性；我们坚信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因而必然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个性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承认阶级的存在和自私的人性是永恒的社会现象。

毫无疑义，思想理论仍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支撑着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理论创新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活力，理论武装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能力。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建的第一位任务，就是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不仅是党在今天遇到的首要问题，而且是即便下大功夫也难见成效的难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口头上重视而实际上冷漠、轻视乃至歧视，使轻视理论学习成为一些人最愿意承认的缺点，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似乎严重而实际无关紧要的问题。“重视理论”似乎可以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并列，成为党建的三大难题。

究其原因，大致有两条：一是理论本身的某些欠缺，导致人们可以远离理论而生活在另一话语体系中；二是理论作用于实践缺乏中间环节和实践载体，致使人们可以置身于理论逻辑之外。就第一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不是其基本原理、在今天要不要继续坚持和发展、如何坚持和发展这个问题首当其冲；就第二方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向社会生活的渗透至关重要。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权”。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必须坚持和发展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里明确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从客观上说，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是阶级社会走向自我解体的征兆；从理论上说，科学阐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有了“工人阶级”这一科学概念，阶级存在的历史性、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才有了透彻论证的基础。因此，决不能以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为借口，淡化甚至否定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熊彼特也承认：“社会阶级并不是分类学家的产物，而是有生命的现存的实体。他们的存在必然有各种后果，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个人或家庭的无定形的集合体，那就全然漏掉了这些后果。”

实际上，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个共产党执政的核心问题是说不清的。对于“群众”历来有两种解读：一是把它作为“个人的集合”，其基础是个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另一是把它作为“人民的别称”，而人民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但始终是以先进阶级引领的、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大多数，其基础是阶级。作为阶级，最为重要的是具有政治意识、即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整体意志。因此，它不仅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阶层，而且严格说来，不具有争夺统治权的被统治者，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阶级。“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这样，群众路线就内在地包含着党的领导，把依靠群众和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对群众路线的扭曲。当下存在的那种离开党性讲人民性、离开阶级讲群众、把人民虚化为个人的集合名词的倾向，根子在理论的不彻底。

“实事求是”不是无党性的口号，而是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实际运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立场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不是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的立场；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流行观点或自发倾向；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而不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或具体研究方法。因此，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对于个人，则是一个改造世界观、转变立场的自我革命过程。离开了这一精神实质，实事求是就必然变成消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的借口，就必然变成淡化意识形态、混淆政治界限、兜售西方价值观的方式，就必然变成没有善恶是非客观界限的折中主义，从而成为个人投机钻营、满足私欲的工具。因此，坚持工人阶级立场，按照工人阶级的阶级使命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是实事求是的精髓和灵魂。事实证明，不讲立场的选择、不讲世界观的改造，就不可能真正把群众当作亲人。中国讲了几千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吾老”和“人之老”、“吾幼”和“人之幼”之间的鸿沟就是迈不过去。当下那种离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抽象地谈论实事求是的倾向，本身就不实事求是。

还要看到，和革命时期不同，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直接面对理论，因而即便是彻底的理论也还要经过转化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核心价值观就是促使这种转化的中介。努力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成为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追求和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和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背离这一精神的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不能增强而只会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因此，我想重申，人民至上、劳动优先、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性上，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普世价值”；第二，它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就第一点而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要以及如何通过其“社会主义性”去整合人类性和民族性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较为主要的偏向是，把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即“普适性”作为价值观提炼的最高原则，不但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而且“默认”了当今强势的西方价值观。可见，包容要有立足点，这就是社会主义，否则，包容就会变成“消融”。就第二点而言，今天有不少人对于集体主义讳莫如深，总怕因此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因而直言不讳要把个人主义作为主导价值观。实际上，只有在真正的集体中，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可能的；而个人主义的主宰，只能导致人的功利化和自我封闭。正如海尔布隆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设法通过培养普遍的社会意识来克服资产阶级生活的异化和分裂时，也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它的文化。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精神气质很可能是‘神圣的’而不是‘渎神的’，是道义上负责的而不是不讲道德的，是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只讲求实际功利的。功利主义的打算将让位于对个人责任的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资产阶级社会只讲求个人名利，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以心怀集体为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培育、形成，也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引领作用。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需要在理论建设、生活方式和学术话语的建构上发挥作用。从理论建设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的利益、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等直接联系，因而把不同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道路鲜活地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迫使人们去思考、追问和探索，从而提升了真实的理论需求。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既着眼于人的培育，同时又规范着制度的建设，把育人、用人和制度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可以较为有效地克服目前存在的某些制度导向和理论导向有所脱节的现象。总之，紧紧围绕着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渗透，思想理论建设就不会与实际生活、利益诉求脱节，那种轻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的状况也就有望得以克服，这个无论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或是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第一位重要的工作。

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培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落脚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不同，源于两者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西方自由主义看来，保持“优越意识”及其实现渠道，是社会保持活力的不竭源泉，其前提是承认存在“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根除的”不平等。请注意，这里讲的不平等不是指人们的自然差别，而是社会差别，主要是经济政治差别。它认为能够为优越意识提供发泄渠道的是：企业家的经济活动、民主政治以及“体育、登山、赛车等纯粹形式上的活动”。因此，“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的区别，并不在于消灭了优越意识，而是把它引到了地下。民主社会坚持人人平等的命题，它们的精神是平等精神”。可见，西方自由主义所承认的平等，仅仅是“平等精神”，而不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意义上的平等。在保持实际不平等的条件下，人和人、人和自然就不能全面交往，人的发展空间不但必然有限，而且社会的对抗和恶性冲突在所难免。可以肯定，人类不会长久沉醉于资本主义文明堆砌的生活方式藩篱，冲破这一束缚是迟早的事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可以在健康生活方式的丰富多样和超越创新上起引领作用。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及其学术标准的建设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着力点。使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截然对立、借加强学术性排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值得注意的动向。如果说我国学界长期存在重理轻文、重社会科学轻人文科学、重文化轻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就是重所谓“文本”而轻实际研究。即不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为主线，而是力图把“西马”乃至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话语、或者纯文本的解读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范式”。似乎只有西化式的研究才有“学术性”，而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是“意识形态”，就是这一倾向自以为有力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要加强学术性，但不能制造意识形态和知识的对立，更不能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谓学术性，就是要把决定广大群众思想和行动的问题找准、道理说透、起到辨别是非、释疑解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功效，从理论上阐明问题，而不是脱离实际、故弄玄虚、甚至混淆是非、散布谬误。建立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已经刻不容缓。（注释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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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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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克朗姆尼克等：《意识形态的时代：从1750到现在的政治思想》，张明贵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