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 （2）

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蜕变及其历史必然性

以资产阶级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后，由于统治者既得的特殊利益迅速膨胀，其革命时期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纽带基本断裂，随着其革命性的褪色而发生了根本的蜕变。本来，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特殊阶级，其争取的解放必定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解放，因此，资产阶级要以全社会的名义发动人民大革命，就必然是有条件的。在马克思看来，“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个等级被承认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陷就必定相反地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定成为引起普遍不满的等级，成为普遍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定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中昭彰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确实如此，当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旗帜，把革命的锋芒集中在国家领域，直指“专制主义”这一万恶之源时，它的确成了全社会的代表，极大地焕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

不难发现，真正使人们产生历史热情的并不是那种抽象的“自由至上”，而是消除压迫、剥削并最终消灭阶级这一具体的平等要求。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这种实质上的分歧，使革命的预期和实际结果存在巨大的反差，也使“自由民主”在历史的实践活动中越来越暴露其作为阶级权利的本性。行动的结果并没有如愿产生“自由平等”的社会现实，相反，却出现了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步高涨以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生了“告别革命”的历史转型。

否定革命、崇尚改良是西方意识形态发生的深刻嬗变，保守的自由主义由以成为其思想主流。它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归结为革命的罪过，归结为革命所激发的群众狂热、所产生的“民主暴政”及其破坏性，以不能“一蹴而就”的去革命化迫使人们屈从现实，以利己主义个人本位去阶级斗争化、以不可能有统一的“公意”为由把民主虚化为“投票的民主”、把社会矛盾归结为个人自由和公权力的抗争。这样，原来还包容了革命原则的“普遍人权”，就完全蜕变为粉饰现实的辩护工具。于是，“宪政民主”成为政治楷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成为最优经济秩序，追求自利最大化成为自由的核心价值。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而陷入了一个悖谬，即时代问题的解答有没有一个“节点”：如果没有，那么一切“主义之争”便成为多余，它就必须放弃优越于其他主义的思想霸权；如果有，矛盾焦点就必然存在，社会质变和革命就不可否定。这样，一方面，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及其预言的共产主义革命，西方意识形态不遗余力地攻击“矛盾焦点”说。布热津斯基就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能称雄于20世纪大半部历史，主要归功于它所起的适时的‘大简化’作用。共产主义把财产私有制看作万恶之源，自以为是地认为取消财产私有制就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就能使人性尽善尽美。这种前途得到千百万人民的赞成和向往，使他们充满希望。因此，它在心理上恰巧迎合了政治上刚刚觉醒的民众的感情。”西方批评家们都把“大简化”看作理性主义一元论的产物，而在马克思那里，则具体演化为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他们坚称这种方法过高地估计了逻辑把握历史的能力并且必然企图把各种因素综合到某个核心上。“同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密切相关的更重要的后果是，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某些巨大作用，或者把它绝对化。”

而另一方面，当西方意识形态需要表明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便又不得不回到“焦点”说，只不过往往把这一“焦点”从“经济”转向了“政治”。胡克认为，当代的新技术革命使各国的经济生产方式趋向一致，从而使政治制度成为体现不同价值的根本制度。他写道：“从我们时代的技术革命的观点看来，历史中的经济因素的首要性到政治因素的首要性的这种发展趋势，大概是不能倒转的。”克罗斯兰等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经济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使“1914年以前的传统资本主义的所有重大的特征不是大为变形，就是完全改变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与其说在经济方面，不如说在政治方面：这是专政和民主之间的差别”。这种悖谬说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告别革命”的蜕变，使之真正沦为“虚假意识”，主义不再是信仰的方式，而是实用主义的工具，是实现其卑劣思想霸权目的的手法。它要告别的是危及其统治地位的革命，而对于推行其霸权主义的“颜色革命”则是从来不告别的。

“告别革命”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告别了其原初的形态，使意识形态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中再次面临着转型。这次转型有两大特点：一是意识形态的立足点不再是未来的美好社会，而是能够控制的现存冲突社会。波普尔写道：“我们永远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社会中……没有冲突就不会有人类社会：没有冲突的社会不是朋友的社会而是蚁类的社会。即使能达到这样的社会，有些最重要的人类价值就会由于达到了这种社会而被毁灭。”其结论是阶级永存、国家和政治权力永存，从而放弃了对实质民主和事实平等的追求。这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抛弃了理想主义的旗帜，它由以激发的不再是群众创造未来的激情，而是相互竞争的欲望。二是意识形态的核心依托不再是理论逻辑“观念”，而是普世伦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足于个人主义，但经历了由理性人向生存人的转变，其特征由革命时期生气勃勃的理性主义转向了相对主义、多元论和不可知论，其断言由于个人理性的先天缺陷，人们永远不能从总体上认识世界和设计未来社会，而只能通过对现实制度的局部修改以走向进步。因此，凝聚共识、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制度的就不是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理论逻辑，而是人们内心不证自明的普世伦理，由此产生的价值追求成为激发人们共同行动的力量。伦理价值高于真理价值、道德制高点优于历史制高点，是现代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波普尔还以此批评马克思主义把真理置于伦理之上、理论置于人道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愿承认他们自己的伦理观念具有任何终极的和自明的意义；他们宁愿从理论方面来说明其人道主义的目标；这种理论解释他们的伦理观念是社会环境的反应或产物。”他认为这样一来，判别道德是非的标准就从大众转移到少数真理拥有者，转移到道德以外的领域，道德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殊不知，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自明道德，不是没有实际意义，就是对统治阶级思想的自发认同。道德脱离理论自觉，就只能是流行的统治思想的附庸。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生的又一次历史转型，表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随着资本扩张驱动力的金钱本性显现，原来笼罩其上的“新教伦理”信仰激情逐步褪去，经由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和政治幻灭，其实现思想操纵的方式也就从激发未来的热情转向刺激商品消费和生活享受。世俗物质主义取代理想主义，享乐主义取代艰苦奋斗，个人利己主义取代牺牲奉献。除了物质利益的博弈，它已经找不到任何能够激发人们创造热情的精神动力。从把创造财富视为“天职”、靠信仰引领创新的新教伦理，到向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回归；从毫无顾忌、无所畏惧地追求真理，靠理性引领实践的理想主义，到躲避崇高、嘲笑真理、贪图私利的庸人世界观；从敢于直面社会矛盾、勇于以全社会的名义发声，到无奈于社会利益的分裂、止步于社会窟窿的修补的特殊利益守护；诸如此类。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堕落的轨迹，充分表明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生存危机和道德通则危机，是“告别革命”、“非意识形态化”的后果；资本主义不能延续其创业精神，新教伦理挽留不了艰苦奋斗，自由主义无力开拓精神发展新空间；表明这一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的确已经“终结”。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非意识形态化”，更不是“历史的终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意识形态依然是争夺和巩固阶级统治权的重要方式。

我们也必须看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又一次转型，也有其历史合理性，这就是当代意识形态必须面对的：在以和平发展为特征的时代条件下，意识形态如何发挥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就是如何在这一新的历史环境中继续保持其革命理想主义。一般说来，革命时期与和平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条件，列宁从他所处的革命时代出发，把这两个时期分别称为“政治消沉期”和“政治高涨期”，前者为后者积蓄力量。特殊地说，今天的和平发展时期已经不是两个革命之间的“间隙”，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同一世界市场中长期共存的一个历史阶段，其和革命时期的不同就更加需要我们去面对。就两个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而言，区别起码有三。

第一，革命时期是社会生活的“质变”、“飞跃”时期，人们容易“激情燃烧”；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建设时期，是社会生活的“量变”、“平淡”时期，人们容易“精神懈怠”。马克思曾称，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化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而非革命时期则是“二十年等于一天”。在革命时期，人们的热情、创造性和历史主动性空前高涨，新事物层出不穷，因此“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民的盛大节日”。列宁在革命的“沉默期”曾用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告诫共产党人，要善于抓住社会生活的革命本质，积累革命的力量。他指出：“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像‘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今天，面对已经几十年的社会缓慢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后冷战”状态，如何保持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激发广大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热情，的确是一个挑战。

第二，革命时期是革命团体共同目标高度一致、共同利益高度稳固的时期，容易集中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旗帜下；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建设时期，利益多元导致的价值多元，尤其是个人利益和价值的逐步凸显，造成了坚持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困难。革命必然发生在社会矛盾高度集中对抗的时刻，社会罪恶的高度集中导致了社会反抗力量的高度一致，两军对垒迫使人们进行“二择一”的选择，立场、共同目标和信仰相互推动使“主义”必然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在今天，市场经济为激发个人的活力必然提升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利益如果没有相应的加强，利益的多元和分化必然导致共同理想的削弱，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削弱。

第三，革命时期是着眼于未来、通过憧憬未来获取前进力量的时期，理想性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ZW(〗《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页。〖ZW)〗。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建设时期，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现实生活、眼前利益和当下价值，容易虚化未来、淡化理想。人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合理之处在于生命的价值已经更多地体现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而危险之处在于因沉溺享受生活而封闭了自我，从而阻断了自我超越和自由全面发展之路。如何在关注日常生活中激发理想的火花，保持对于未来的强烈关注和执着追求，是今天必须面对的又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