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脑”比“一个大脑”好
与物质“原子弹”相比,精神“原子弹”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或公共知识,任何人消费都不需要付费,任何人消费都不影响其他人消费。尽管生产精神“原子弹”的成本远远低于物质“原子弹”,但其收益和外部性却可能远远高于物质原子弹。精神“原子弹”,是思想家个人创新和思想库集体创新的结果。
什么是思想家?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所谓“思想家”是指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式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古今中外富有智慧的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
什么是思想库?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它是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专门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机构。思想库进行“创造性思维”,其成果是思想,是知识,用以强化决策者的决策能力,从而对决策产生有利影响。
思想的主体不仅有思想家,还有思想库;不仅有分散的思想者“个人”,更包括那些有组织的更具思想体系和思想传承的“集体”或“政党”。因为,“个人”的思想创新过程因生命周期结束而中止,“集体”或“政党”的思想创新过程却能够绵延不断、与时俱进、持续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最大的政党组织,还是最大的思想家组织,有着成千上万的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我们称之为“党的集体智慧”,还能够通过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决策有效地集中全党全国的思想智慧,引领和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避免了社会主流思想因人事调整、思想者死亡、制度变迁而中断或终止的可能。
如果将中国比作“东方巨人”,那么主导国家重大决策的、高度智慧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是这个巨人的“内脑”,为“内脑”决策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产品的各类思想库,则是这个巨人的“外脑”。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对信息和知识吸收、利用和再加工的过程。信息和知识是“投入”,决策结果是“产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即使最聪明的决策者也始终面临“投入”不足即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这包括信息数量不足、信息质量不高、信息沟通不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作为“内脑”不断推动重大决策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在决策过程自觉集中全党(拥有8500万名党员)的政治智慧,主动问计于人民(拥有13亿人)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不仅防止了重大决策失误,并及时纠正了较小的决策失误,使各项公共政策决策更具有代表性、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宏观经济基本稳定,而且成功应对了各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等“世界大考”中交出了高质量答卷,还为中国长远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战略部署。
近年来,党中央积极鼓励科学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高水平大学等“要深入开展政策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努力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作出积极贡献”。这就需要“外脑”更加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地辅助“内脑”,为决策层提供公共决策所需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内脑”更好地借力于“外脑”,主动问计于科学界、学术界及社会公众。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拥有“两个大脑”比只拥有少数决策者这一个“大脑”要好,前者更加发达、更加智慧,也更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以弱胜强”、“由弱到强”、“强而愈强”,稳固地立于不败之地。
结 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智库建设新时代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年轻的中国智库群体已经与全球智库一道,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创新、大角逐、大发展时代。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中国智库数量为426个,占世界总数比重的6.2%,排名第二,第一名美国的智库数量为1828个,占世界总数的26.8%。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影响力、多元化和国际化是中国智库发展的趋势。该报告指出,国际化合作进一步加强,这将为中国智库发展增添全球意识,海外著名智库也可能介入中国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化和全球化特征和趋势更加明显。参与智库国际化合作的另一面是应对国际挑战,参与国际竞争。这就对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更长远的要求。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作者感言: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自觉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一般意义的南方国家学者,更不是霸权意义的北方国家学者,而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那么,我们的学术追求是什么?我们的学术责任是什么?我们的学术舞台是什么?
我们的追求是“与中国兴盛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我们的宗旨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我们的理念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还要想国家之所未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中国既是我们学术创新、学术思想的来源,更是我们实现学术追求、承担学术责任的大舞台、大天地,我们才能大有作为,大有希望,大有贡献。
作为一个大学的思想库,国情研究院的专长就是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榜上有名,我本人也有幸被评选为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之一。我们作为当代中国学研究者和公共决策智库,始终坚持“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理念,要持续地不断地提供有益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理论、思想和创意——这都是典型的“国家公益性知识”,正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学术图名,不以知识牟利。我们正处在当代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又拥有最大的学术舞台,要能够及时反映当代中国学这一新学科的前沿课题、最新成果和重要进展并将其及时转化为公共决策知识,引领社会发展潮流,为中国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具有正能量。
(人民论坛记者艾芸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胡鞍钢是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
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1988年,《生存与发展》问世。在这部成名作中,胡鞍钢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体系中加以研究。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他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胡鞍钢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
1993年6月中旬,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摘要在新华社内部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为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 报告内容所建议的7项建议有多项先后被采纳和实施。该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2003年4月13日,胡鞍钢执笔撰写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一文,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这是较早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递交的有关如何处理SARS危机的报告,提出9点建议,后来也陆续被采纳。
2011—2012年,相继完成了《人间正道》《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创新绿色发展》等一系列研究与著述。2012年,围绕着党的十八大主题,胡鞍钢和他的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先后写了17篇国情报告,许多重要成果已吸收并反映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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