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之路（3）

　开放推动改革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得这么远，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如果说国内经济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么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这就是对外开放主要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放，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在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手上，中国通向西方的政治障碍已基本拆除；1978年，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美苏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期。外部因素的引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封闭环境，是中国加速选择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70年代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一步一步趋向市场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注入增长动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肯定对外开放对增长的贡献。除了通过利用外资弥补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的资金瓶颈以外，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加速本国的技术变迁，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奇迹”得益于对西方技术的模仿；二是利用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通过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增长动力。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23)，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人甚至把中国的高增长归因于外部因素。认为“过去30年的发展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近30年，中国恰好遇到了两个外部历史条件：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些条件在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都没有，因而当时不可能出现今天这种经济增长。中国不过是加入了世界潮流，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24)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仍然需要解释，同样的条件为什么唯独钟情于中国？显然与中国内部因素有关。例如，稳定的政治环境、高信用的政府、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低廉的土地租赁和劳动力成本等，这些增长因素在制度创新中得以释放。尤其是极其充沛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能够持续高增长的独特因素。众所周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率先起飞，是由两大因素推动的：一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二是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拿低工资又特别吃苦耐劳的农民工。

第二，引入市场因素。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1979年初，邓小平请原资本家荣毅仁出来主持引进外资之事，具有象征意义。荣毅仁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得到邓小平的首肯(25)。经济特区更是市场经济的试验区。1992年6月，邓小平肯定地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6)深圳特区开办之初，就有“按国际惯例办事，和国际市场接轨”的明确指向。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特区政府做的工作，主要的不是直接招商引资而是体制改革，包括劳动、工资、价格、土地使用、外汇管理、资本市场等一系列方面(27)。这种市场化试验起到了为全国探路的作用，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再到腹地，市场化逐步扩散开来。中国的企业经理们从与外商打交道过程中逐步理解了什么叫市场经济，逐步学会了市场运作。对外开放把国际竞争引入中国，竞争是改革的动力，逼迫国有企业为了提高效率而改革体制。

第三，提供思想资源。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中国必须改革，这个结论是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的，但这并不一定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生活得太久了，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谁都没有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对外交往扩大以后，官员和学者才第一次亲眼看到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已经摆在那里，这为中国提供了具体的参照物，引发出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接触现代经济学是一次思想启蒙，那些对改革发生了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重新接受现代经济学的训练以后，才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明晰起来的(28)。对于西方经济理论和国外专家建议，决策者采取了开放的心态。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就是一例。来自国外的顶级经济学家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29)超越意识形态，就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展开了一次无拘束的对话，这次会议在帮助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理清思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30)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是，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更何况中国是这样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不可测的风险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主要诉诸自己的实践的探索。例如价格双轨制以及一系列双轨运行的过渡方式，就是中国本土的创造。

越过市场化门槛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改革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一方面，改革遭遇到瓶颈。80年代的改革近乎于“帕累托改进”，即改革让多数人受益而很少有人受损。这是因为当时进行的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持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体制内原有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动。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第一份增长红利。然而，到了80年代末，容易改的改了，难题留了下来，改革遭遇到两道难过的坎。一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二是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国家“让利”的空间已经用完，而企业并没有真正搞活。到90年代初，由于体制外经济的竞争，企业“内部人控制”对资产利润的侵蚀，加上市场疲软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放权让利改革的功用基本耗尽，改革亟待新的突破，触动产权及原有的利益格局，这就触及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核心。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改革受阻，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一些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丧，社会上普遍对物价疯涨和“官倒”现象强烈不满，而保守力量对改革提出了根本质疑，认为改革开放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而是在抛弃它。他们认为，激进改革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在决策层召集的座谈会上，两派学者针锋相对，激烈辩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了上风，改革一时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社会上普遍存在焦灼情绪。

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关口发表的。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讲这个话，斩钉截铁，显然不只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而且看到了世界大势，包括对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的思考。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是改革开放。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经验都可以借鉴，不要怕资本主义多了，不要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其实，客观情势并不像高层争论表现出来的那么缺乏方向感。10年的改革开放为它自身造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受益者，体制外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正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三资企业，各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半壁江山”，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必须寻求出路，地方和部门都在等待中央明确表态。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槛，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门槛，“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越过了它的临界点。经济改革重点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90年代上半期，价格市场化并轨悄无声息地完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财力的基础，并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债券、证券、期货等市场的建立和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建构起较完整的资本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与世界接轨。相比较而言，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更是触动传统体制根基的改革，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产权改制和资产重组展开了一个“国退民进”的进程，由此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90年代以来的改革其深刻程度是80年代不能比的，一种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加速了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极为深刻变化。正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引擎带动中国近20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持续高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历史证明，最近30年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适应时代趋势的，150年多来，第一次把中国带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现今的中国无疑是民族复兴最有希望的一个时期。然而，中国的改革尚未完结，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