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如何用“中国话语”讲透“中国故事”（4）

在一个利益和思想多元化日益彰显的时代，社会上总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和诉求，这并不奇怪。关键在于要有一套合理、开放、高效的体制和机制，能够运用科学、民主、法治的方式，让社会上关注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各种思想活跃起来，并能够将其中合理有效的意见整合提升为科学的理论成果，通过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检验，来不断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提升人们的共识。只有依托这样的体制机制，才能有效地不断筑牢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建构这样的精神生产体制，也是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哲学社会科学的体制而言，毋庸讳言，目前还需要进一步走出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惯性和思维习惯，摆脱过于行政化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和操作方法的特点是：权力过分集中，“一刀切”的单一标准；解决一切问题习惯“自上而下”的路径，而不习惯建立自下而上的渠道；行政绩效考虑多，民主法治考虑少；事前审理一手硬，事后审理一手软；静态直线判断多，动态多维调节少；等等。如今这些习惯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领域，形成了一种过于行政化的路径依赖习惯。例如在科研和教学体制中，往往主要不是依据科研和教学规律，而是依靠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掌握评价标准。目前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体制中有些规则、指标和程序本身，实际上是在要求或引导人们脱离科学讲效益，脱离问题讲套话，脱离内容讲形式，脱离质量讲数量，脱离法治讲人治。这些非常不利于充分依靠广大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也不利于打造强有力的中国话语。

■脱离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个导向，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就不能及时形成共识，好的中国故事就讲不透

行政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误区，是不适当地夸大了用行政权力保障话语权力的作用，从而低估了真理与人心所向的力量。这种心态非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本色，而且会严重削弱我们理论的自信形象。有些理论言说借助于局部的话语权力来张扬自己，实际上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负责，更不是对整个历史实践负责，不是着眼于整个国家社会“五位一体”的改革实践，而是仅仅为某种功利主义的“私自化”、“圈子化”、“部门化”的话语站台。这种倾向，弄不好就会成为滋生某些思想障碍的一个体制内的温床，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这个警示非常重要，值得深刻思考。我们的理论建设要解放思想，就不仅要注意体制外的思想动向，回应各种怀疑或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更要注重自身体制建设的改革和完善，以增强理论创新的活力。结合总书记的警示，不妨问一问：体制内的哪些因素，会成为滋生深化改革思想障碍的温床，因而需要倍加警惕和防止？怎样防止思想理论阵地受到现实利益分化和既得利益固化的侵袭，因而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最终的问题是，怎样通过理论的科学性来保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