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如何用“中国话语”讲透“中国故事”(3)

北京:如何用“中国话语”讲透“中国故事”(3)

——关于思想理论建设重点的新思考

摘要:目前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体制中有些规则、指标和程序本身,实际上是在要求或引导人们脱离科学讲效益,脱离问题讲套话,脱离内容讲形式,脱离质量讲数量,脱离法治讲人治。

正因为如此,对我国而言,还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要求一切都立即做到超越或区别于资本主义,还不能把战胜资本主义理解为一切都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着干”,而是要敢于和善于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积累超越资本主义的优势条件。如果上述两方面的理论定位和思想定位不清楚、不自觉,就势必脱离中国的国情,违背历史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导致方向性和战略性的偏差。现实中两极化的对立思维,正是这种偏差的产物:一极是缺少历史条件意识和社会实践意识,甚至分不清什么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另一极是缺少超越意识的主张,以为“现代化就等于西化”,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都看作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把资本主义的模式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孤立静止的两极化的对立思维,都会严重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要彻底摆脱它们的干扰,就需要在基础理论和基本思维方式层面有所反思和创新,进一步形成既有超越精神又切合实际的理念和方法。

又如,究竟如何理解“信仰”本质及其普遍特征?

近年来,人们很喜欢谈论信仰。但对“信仰”现象的本质及其概念表述,却缺少必要的辨析和共识,因此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信仰话语。这主要是由于,在元理论贫乏和规范主义思考方式的主导下,很多议论和说教仍然是把信仰与宗教信仰、甚至是某一特定宗教的信仰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西式话语的误区。例如,有些人指责当代中国人没有信仰或信仰缺失,却不了解中国传统信仰中能够包容多种宗教的独特优势,因为他们仅仅是以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特别是某一教派的信仰模式为标准的,以为有信仰的表现,就是像教徒对教义那样忠诚,非如此便是没有信仰。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无视世界上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宗教(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的信仰方式,甚至连基督教本身也有不同的宗派和教义(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这一事实也忘记了。他们关于信仰的议论跳不出西方某种教派话语的窠臼,却脱离了中国大众信仰传统的实际,因此难免沦为布道式的一厢情愿的说教。

可见,究竟如何理解“信仰”本质及其普遍特征,是我们理论上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缺少了对“信仰”本质及其普遍特征的哲学理解和科学把握,就不仅不能正确对待世界上宗教多元化的现实,更不可能清醒全面地看待信仰的两大基本类型。实际上,人类的信仰形式目前有两大基本类型:一种是有神论的信仰,各种宗教及其派别均属此种;另一种是无神论的信仰,各种非宗教式的信仰多属此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从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信仰共同性的高度来理解“信仰”的本质和意义,才能真正理解和尊重人们信仰的权利和自由,才能懂得如何促进多元化信仰体系之间的共处与和谐,也才能找准帮助人们建立健康文明信仰方式的途径。

可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些事关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与上述问题类似的思想障碍和干扰,不可等闲视之。

■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要有深切的问题意识,并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上

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我们不要食洋不化,食古不化,也不要只会跟着当前的政策叫“好”。总之要有现实的超前意识和忧患意识,要有深切的问题意识,并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上,要少说空话,从现实出发,从问题出发,切实地揭示和回答问题。只有注意研究和回答真问题,才能给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持续的正能量。思考这些问题时,不能忘记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就是要使我们的精神生产(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主导体制更加合理、成熟和完善起来,使它显示出应有的活力和魅力。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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