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之检讨

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学和社会科学体系中之地位相当卑微，其原因在于，它从一诞生就被历史主义所控制，而生产着没有多少“意义”的学术，或者贩卖种种粗鄙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史要在政治学体系内、在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内，以及在一般知识民众中获得尊重，就必须果断地告别历史主义，追寻意义。

一、古典的政治思想史范式

政治思想史实为一门古老的学科。

文明的治理必依赖于治理之知识与智慧，为此，人们必探究、寻绎先人之言、行、制，其中自有今人所云之政治思想史内容。夏、商之制不可知矣，然至少在周代，王室、公室、大夫之家等各级封建之君子，皆有师、祝、史，以不同方式分别保存不同性质之先王文诰、典册、盟约、契书等等。比如，瞽师借助于口耳记诵，史官侧重于典册之保存。各级君子之室也设有“府”，保存各类文献。

不过，周人并无现代历史观念。相反，他们具有典型的“习惯法心智”①，礼就是习惯法。上自尧舜，下至当今之王的各类文书都被认为具有永恒而普遍的约束力。人们以记诵或者文字的方式记录已发生之事，如《春秋》，亦因为在那些事件、行为中包含了可在当下适用之先例，所谓“故”。

换言之，周人认为，过去的事情并没有过去，而构成今日之法律。因此，先王之典册就不是单纯的史料，而是法律汇编。《尚书》就是礼法之汇编，其原理、准则、规则在当下仍然具有礼法之约束力。因此，周代之史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是法律家(lawyer)，他们借助自己所掌握之先例，协助君子解决当下各种类型之纠纷。②

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封建的礼治秩序崩解，在此废墟上出现一个新世界：现代性世界。而历史主义乃是现代性意识之根本特征，法家非常精当地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如《商君书·更法篇》：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商君完成了历史主义与法律的实证主义之理论构建，其核心命题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时者，时间也，时代也。显然，商君已具有明确的现代时间意识，也即单向的、不可逆的时间意识。时代之单向的变动就是历史之过程，就是历史。这是历史意识之觉醒。

严格说来，礼治时代其实没有“历史”观念，历史观念是现代的。此一观念具有深刻的文化、政治内涵，法家之全部理念就立基于此一理念之上，《韩非子》重复了商君的历史主义理念。历史主义内涵着奇妙的反转机制——历史主义宣称，历史在变动，而且是根本性变动，古对今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主义形成之时其实就是历史死亡之时。过去的一切已彻底死亡，乃是纯粹客观的对象。这种观念在现代历史学的奠基人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历史主义是虚无主义的。

不过，法家所凸现之历史主义遭到了强有力的反抗：新兴的儒家反对新兴的历史主义。不过，儒家也未被习惯法心智所约束，而秉持中庸之道，发展出古典史学范式。

孔子之理念是“复礼”，此论背后乃是礼之永恒性观念。不过，孔子也清楚地意识到变、易之重要性。孔子曾广泛探究三代之人、事、制，并论断其高下、得失，《论语》对此多有记载。孔子之历史观最为清楚地体现于下面一段话中：“殷因子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③三代之制，有因，有损、有益。孔子之立国纲领则见于颜渊问为邦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④这与上引商君思想形成鲜明对比。“行夏之时”云云就是“因”，“放郑声”就是“损”。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已走出三代之“习惯法心智”，然又拒绝后世法家所发展之现代的历史主义。如同孔子整个思想体系，孔子之历史观也持守中道。孔子相信，历史具有连续性，尽管也会变化。因此，孔子拒绝空想，而相信经验对于政治至关重要，立法者设计制度时应高度关注经验。由此形成“古典史学”之范式，它当然也支配着古典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汉儒系统地发展了古典范式之政治思想史。首先，汉代史家均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史，而有专业论著。《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数百年之政治思想进行系统概括，显示了政治思想史之自觉。

其次，汉代经学也始终具有政治思想史之维度。比如，郑玄遍注群经，有意识地旁采古今各家之说，保存诸多思想史资料，并对各家之说有所辨正、论断。汉代经师之间，比如许慎、郑玄、何休之间相互辩驳，也可视为一种理性的政治思想史辩论。

至关重要的是，不论史家、经师，皆有历史的视野；然而，历史的维度绝不是其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唯一维度。司马迁、班固、郑玄等普遍采取一种综合的进路，或者说经学的进路。《太史公自序》明确宣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具有伟大抱负，《报任安书》中谓己之理想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说得更为显豁：“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此处之“家”，就是诸子百家之家，也就是传经而立自家之言的家。但是，司马迁实又自视为经学家，其史学被置于经学框架内。其作史旨在透过研究历史，揭示优良治理之法度，供后世圣王君子据以治国平天下。司马光之“资治”，表达了同样的学术取向。

司马迁揭示了古典史学之基本特征。古典史学有别于经学，但在经学框架内。经者，常也，经所载者为常道，既关乎个人之修身，更关乎家国之治理。至关重要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过往的理念、价值并不是一过性的历史，而仍然是活的，在当下具有正当性，人们可据此构建制度。

因此，古典的政治思想史其实是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它并不外在于面向现实的政治思考，而是其组成部分。政治思想史之探究，实为人们基于解决当下问题之意识，对既有理念、价值、思想进行的“第二次思考”，由此而生长出解决当下问题之理念、价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