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之检讨（2）

二、历史主义之兴起及其意识形态化

现代历史学乃是历史主义的产物。此一历史主义的历史观摧毁了古典史学，包括古典之政治思想史学，令其丧失意义。也即现代历史学自其一诞生起就自我矮化，而陷入不死不活的境地，这一点，在中国尤甚。

如同法家思想所表明的，现代性之核心理念乃是历史主义。⑤西方之历史主义理念最初借助进化论传入中国，而促成激进变法之思想。士大夫尤其是后来的新兴知识分子之现代意识的觉醒，社会达尔文主义居功甚伟。此后，新文化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则通过中西之别强化了古今之别，从而形成极端进步主义理念。知识分子相信，中西之别的背后乃是古今之别，中国文明固有之政治价值、理念因为属于古代而丧失正当性，因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任务是走入现代。古代的中国与现代的西方之间就有根本的区别，进而知识分子又将此予以简化而相信，中国与西方有本质区别：古今之别反过来又突出了中西之别。

由此，中国之现代的历史学诞生。这是一个黑洞性质的泛历史学，在古今之变的关键时刻扮演了宣告中国固有之“旧学”死亡之角色。此前中国已有之一切知识均被进步主义划入已经死亡的范围，而不具有生成新理念、新价值，构造新制度之任何能力。它们没有资格成为现代的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思考的起点，更不要说提供范式。此为现代观念史上至关重要的“历史学化”现象：中国既有知识体系被扫荡而沦为历史学之研究对象，历史学吞噬了中西接触之前中国固有之一切学问。

此即“整理国故”运动之本质。“国故”一词清楚表明，中国固有之学已成为“故”，已经死亡而不再具有现实的效力。胡适1923年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写的《发刊宣言》，系统阐述“整理国故”主张。胡适设想的“整理国故”分为三步：第一是“索引式的整理”；第二是“结账式的整理”。“结账”一词已经清楚地说明，古代的知识已经死亡，不需要继续阐释，今人已可对其予以盖棺论定。最后则是“专史式的整理”：

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⑥

胡适说明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前中国人之价值、观念、思想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构建美好生活和优良治理秩序的努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⑦因此，传统中国的经、史、子之学，皆已死亡，集之文学也毫无价值。既然如此，古典之学只能变成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中国固有之政治思想仅仅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对象。

正是在这种历史主义支配下，接受过经学训练之周予同氏坦言，新时代需要的不是经学，而是经学史。⑧同样接受过系统经学训练的蒙文通、李源澄甚至金景芳等先生之从事上古历史学研究⑨，也显示了“历史学化”之巨大冲击力。

这样的历史学化实为现代意识形态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事这一意识形态事业的人们毫不掩饰其目的。“整理国故”之预设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此前则是旧时代、旧社会。新时代不需要旧观念、旧经典。不唯如此，旧观念还在妨碍新时代的降临，为了新时代早日降临，先进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摧毁旧观念的伪装。胡适即曾以“捉妖打鬼”一词来概括“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他还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做‘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⑩

揭穿经、子的伪装，令其不能再妨碍新时代，也是“古史辨运动”的文化政治目的，顾颉刚曾非常骄傲地宣称过这一点：

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11)

两人的自白已非常清楚地说明，替代经学而兴起的现代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明确的文化政治目的：摧毁古典价值和知识体系。它是启蒙知识分子的一件重要武器。也就是说，现代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宏大的现代意识形态构建规划中的组成部分，且为基础性部分。

这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学最令人迷惑之处：一方面，它高举“科学”的口号。胡适等人特别强调自己所用方法之科学性，为此，不惜把“乾嘉汉学”夸耀为所谓科学方法。然而，这些历史学的现代创始人又毫不掩饰其意识形态偏见，公开宣称自己是古典及其知识体系之破坏者。这一点也许并不奇怪：在20世纪，作为一个政治口号的“科学”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

正是现代历史学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性质，令其在20世纪辉煌一时。现代中国的诸多文化、政治力量试图构建现代国家秩序，为此，它们通常致力于摧毁传统。此时，现代历史学有了用武之地：它被用于论证彻底摧毁中国传统的激进破坏、变革之正当性。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以这样的历史学论证自己反传统之正当性，当然，它本身就是反传统最为锐利的武器。发动社会、经济革命的政治力量则以现代历史学论证中国必须按照一定既定的规划完成革命的正当性。这就是围绕着“社会性质大辩论”而展开的现代主流历史学之功用。可见，现代中国历史学之繁荣，主要是因为历史学曾有幸依附于意识形态，而现代革命的时代乃是意识形态的时代。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识形态的衰落也带来了历史学无可挽回的衰落。20世纪90年代之后，历史学回归常态，结果让人大为吃惊：常态之历史学显得异乎寻常的微不足道。

这并不奇怪。现代历史学是先天不足的。现代历史学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它明确地宣称，自己追求所谓的真相，而并不关心意义。历史主义断言，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就是现在，两者之间有截然的分界。在中国，中西之别更是畸形地强化了这种古今之别。因此，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于当下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学家不必费心寻找这种意义。它只需追求客观真实即可。不幸的是，现代历史学围绕着所谓的“真相”所构建之知识，又根本不可能是科学、也即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关于人的知识永远不可能达到那种状态。于是，现代历史学两头不靠，它既不能生产客观的科学知识，又放弃对意义的追寻，因而对于当代中国理念、价值、制度之构造，没有任何意义。

现代历史学之开创者胡适本人就已证明了这一点。胡适之思想学术结构是一个怪胎，其价值与学术之间严重断裂：胡适被公认为自由主义者，他也经常这样自我期许。然而，胡适的学术工作与此价值几乎毫无关系。他的哲学史、《水经注》研究、白话小说研究、禅宗研究等等，都是“整理国故”式的历史学研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研究与他终生坚持的自由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关系。因此，胡适尽管被尊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却没有发展出一套支持自由之伦理学或者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胡适不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而只是自由主义宣传家而已。胡适本人就是整理国故式思维之第一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