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价值观也是党的指导思想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它不仅照亮了鸿蒙大地，更引领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走向日有所长的新生。其理性主义，包容精神，对公平、正义的执着与追求，是其核心价值观，使中华民族具有融合万方、崇尚和谐的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推崇有德领导核心，促进中国大一统久远，历经两千年而牢不可破。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历经曲折和艰辛，统一了国家，挽救了民族，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必然结果，党的历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价值观相融合的历史。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对此，我们只有坚守中华文化价值观，因为中华文化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倒的力量源泉，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忠实实践者和捍卫者。因此，建议把中华文化价值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领导人民走向伟大复兴道路。

一、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特点

西周末年，华夏大地开始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重新大调整，这段大调整由公元前770年开始，直到公元前221年结束，整整550年，史称“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经济、文化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群心怀天下的思想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所展开的学术争鸣，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使中华文化从神秘的氛围中生出了清晰的理性主义，与上古的混沌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从此理性的光辉一直照耀着中华大地，成为后代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基础和源泉。

理性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本质，而包容、公平、正义是其必然要求，理性，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它文明的关键所在，强调“知”与“行”、重人文的中华理性使中华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无论做什么都要有度。理性产生自信，自信产生包容，孔子有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这种体恤他人、宽以待人的博大胸怀。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其他文明先后传入，互相并存，和睦相处，没有因为宗教的原因而产生较大冲突，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理性、包容的特点，在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中华文化得到补充和壮大，但并没有消失，这说明中华文化生命力强大，如经历了一千多年，佛教也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事君事亲，也能成佛”，这与印度佛家出世精神大相径庭。

理性主义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其更深的萌芽可以追溯得更远，如中华文化的重要图腾“龙”，其原型就是动植物的胚胎(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的“c”形“玉雕龙”——“胎儿带有尾巴、在母胎中蜷缩成一个‘c’型”的抽象雕刻形象——就是一个明证)，对胚胎的崇拜就是对生命的崇拜，在长期对生命的崇拜和追求中，随着知识的积累，人们走出混沌，找到共识，认为“人的价值的根源来自人生命的本身”，于是产生了理性精神，同时也书写了人文;理性与人文使人们萌生了对一种能够保护生命的权威力量的期盼，可以说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的种子，在“龙”出现时就已经播下了，同时人们也把“公平、正义”作为合法性的标志对统治者提出要求，于是乎，各朝统治者，强调“德治”、“仁政”，“天下归有德之人”，“王子与庶民同罪”，人民也认可了基于“有德”和“无德”的标准进行改朝换代的规则。

于是，用“公平、正义”获得人民对其合法性承认的统治者，建立和保证了世俗大一统，而此世俗大一统又保证了理性传统延续三千年不灭，理性传统使中国古代长期领先于世界，理性，实乃中华几千年兴盛之根，而古希腊理性生而不继，让位于宗教，就是因为缺少世俗大一统的保证。

由此可知，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核心：理性、包容、公平、正义，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基本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了相应的社会伦理标准。今天，理性已成为人类发展之必然，我们应该为先贤的选择感到幸运和自豪。唐代，边疆各地在向佛菩萨祈求的发愿文中，向往来生“转生中国”;李氏朝鲜曾经与清朝争夺中华文化正统继承权;民国时期，日本人嫉妒“中华”二字之华丽，而只肯以“支那”相称。回首整个二十世纪至今，风云万变，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正是中华文化价值观在或隐或现地指引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