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善治”政府 （2）

培养社会组织加大扶持力度

“广东人有一个特点，不说话光干活，广东要多说话”

“现在的政府官员太累，因为管得太多。”郑永年指出，管得少、管得好、老百姓满意，才是强政府。

“在这方面，广东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总结，比如，行政审批权下放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顺德、珠海都做得非常好。”他笑着说，“但广东人有一个特点，不说话光干活，广东要多说话。”

他指出，广东有一个好的做法，就是培养社会组织。广东的社会力量发展比其他省份要好。政府要下放权力给社会组织，但不一定这些社会组织已经具备承接政府服务的能力，因此还要加大扶持力度。

抓好农村现代化和城市升级

“广东不是简单的城镇化，而要抓好农村现代化、城市升级”

对于广东的改革发展，郑永年提出了几个建议：

首先，不要盲目追求GDP，广东需要的是“质量经济”而不是“数量经济”，要追求高的附加价值，通过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来谋取红利。要通过产业升级的方式追求GDP。广东不仅要在经济建设领域“当老大”，还应在社会改革、制度创新方面“当老大”，当社会建设和制度创新的“领头羊”。

其次，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决定了其社会结构。相比于北京上海，广东的城乡特点和人口分布更具有典型意义。广东的社会建设做好了，对整个国家都具备可复制性。

第三，要稳妥对待城镇化。从中国总体来说，城镇化有很多的发展空间，而广东城镇化比例已经比较高。广东不是简单的城镇化，而要抓好农村现代化、城市升级。比如，广州的城中村有130多个，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离真正的国际大都市还远。所以，广东应该抓好城市升级，同时努力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广东探索“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优秀案例引政界、学界关注

探索经验体现广东实践广度深度

在昨日的互动交流环节，来自广东政府治理一线的实践者与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面对面，立足广东优秀案例，围绕政府治理创新、舆情引导、网络问政三个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院长蔡立辉总结说，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广东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方面进行了率先探索，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案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南方报业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社会责任感，成立南方舆情研究院，对广东探索“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优秀案例进行评审和推荐。许多专家学者总结了广东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经验，体现了广东实践的广度和深度。这些优秀案例，必将对广东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治理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

政府治理要敢于用“拿来主义”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府自身如何治理的问题，政府治理搞不好，国家治理体系很难改善。政府治理现代化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政府如何管好自身，二是政府如何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三是政府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要敢于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要敢于用“拿来主义”吸收“他山之石”，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改革和创新。

中山大学校长助理、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马骏：

负面清单太长，还需优化

南海“三单管理”最有意思也真正有创新的是监管清单。学术界、媒体一直呼吁要放开审批权，但是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不能简单地说政府将权都放了，将审批放了以后，政府该干什么，这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下一步南海要考虑如何完善“三单管理”，比如说负面清单太长了，还需进一步研究优化。另外，善治应该将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向法治轨道，用法治的办法解决，惠州村（居）委聘请“法制副主任”是非常有意思的治理创新。

惠州市委副书记陈训廷：

聘请“法制副主任”实行“三不”原则

惠州村（居）委聘请“法制副主任”，在工作设计上突出几个特点，一是强调惠民性；二是专业性，聘请律师担任，遇到矛盾问题，律师出面协调，老百姓更易信服；三是公益性，“法制副主任”的起源是法律志愿者，政府不发工资，只进行补助。惠州在实践中制定了“三不”原则：一是“法制副主任”不是村官，二是不能干预村事务，三是不能收费。因此，推行五年来，从小做到大，群众反映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