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想回老家了
新京报：重获自由后，再见母亲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杨九：瘫痪后我妈都说不了话，但是她一直很依赖我，我知道。那天出来见到她，我哭了，她也哭了。我心里说不出来的感受，觉得对不起她，我妈一直很疼我。
新京报：这两天每天都会去医院？
杨九：差不多每天都去，我妈能吃的东西不多，可能医院的饭会不习惯。她喜欢吃豆腐，我就给她送。
新京报：现在还有之前那种厌世的想法吗？
杨九：没有了，经历了这一遭，就觉得要好好过日子了。
新京报：以后有何打算？
杨九：想带母亲回老家。
新京报：不喜欢广东吗，而且现在这么多人帮你，为什么想要回老家呢？
杨九：喜欢广东，但是我可能不适合这里，我妈也是，我觉得她也想回家了。
新京报：还会再回来吗？
杨九：就想在老家安安心心过日子，不想再回来了。
“孝子弑母”的悲剧点究竟在哪
“弑母者杨九”未被起诉。不予起诉并非纵容犯罪，是体现宽严相济。不起诉不等于他没犯罪。资深法官，也认为不起诉合情合法。“即使起诉，也可能判缓刑。”除“情节轻”，自首认罪悔罪表现外，网开 一面的最大考量，或还是杨九那瘫痪在床，无人照料的老母。
这也是此案最大纠结点。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另一古话又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杨九是这两句最好的体现。网站转载，标题冠以“男子不堪长年照顾病母弑母”的名头，不能说全错，也不全对，弑母不光是“不堪长年照顾”，更主要是“不想让我妈跟着我遭罪”。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杨九主要埋怨自己无能，不能照顾好病母，才一时犯傻，想“同归于尽”求解脱。这和“不堪长期照顾”痛下杀手，还是有区别的。这并非为杨九洗白，在他举刀弑母那一刻，想来这种钻心蚀骨的罪责，在他后半生都会萦绕心间，他可能一辈子都难原谅自己，即便法律没给予刑罚。
这也是法律界和社会对其“孝子”呼声的最大缘由。这起人伦悲剧，最大悲剧点，还不是孝子举刀，而应是让走投无路的孝子绝望举刀之前那无力而深远的社会背景因素。
现检方正为其申请司法救助基金，鼓励其重振生活信心。可之前他竟完全不知能向哪些地方求助；心理压力，也无纾缓通道……我们的社会兜底保障和救助，心理干预、关怀和建设，不能都在极端案件之后。绝望弑母与病榻孝子这一矛盾方程式如何求解？绝非无解。而这一题的答案，将为更多疑似问题提供镜鉴参考。
流动弱势群体不应成为社会关爱的盲点
常年不离不弃照顾母亲的孝子“拔刀相向”，前后判若两人的对比反差，让人大跌眼镜。“孝子弑母”的人性坍塌，杨九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孝子弑母”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社会的悲哀。面对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事件，仅仅依靠家庭力量往往力不从心。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来说，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大病医疗救治制度尚未覆盖、多渠道的社会救助尚未抵达的情形下，他们的人生，注定是悲苦、凄凉和黯淡无光的。
制度之爱和人文关怀的缺失，让人性逐渐变异，甚至走向危险地带，连亲情伦理都难免受到伤害。杨九并不是不愿意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困顿的现实，让他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觉得生活没意思、觉得自己没用、责怪自己不能给母亲带来好的生活，便试图选择失范型自杀来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之所以“孝子弑母”，是不愿意看到母亲无人照料。
杨九并不缺乏对母亲的爱与责任，而是归咎于“哀莫大于心死”。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他，不惜选择和母亲“同归于尽”，让人痛心不已。作为流动弱势群体的一个缩影，杨九和母亲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处于一个边缘位置，既无法享受农村的低廉生活成本，也无法获取城市的公共服务，成为社会治理的盲点。如果他们的生存境遇能够早一点被发现和重视，“孝子弑母”的悲情或许就可以避免。
庆幸的是，杨九和母亲都获得了生命的延续，检察机关在坚持法律严肃性的基础上也对杨九进行了人性化的免予起诉。然而，他们人生的苦难并没有终止。对杨九和母亲进行公共救济和民间帮扶，点燃希望的心灯，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光亮和温暖，才是一个温暖社会的应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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