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灭亡根源的解读

苏东社会主义终结已经二十多年了，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已经走出转型的震荡，走上了稳定发展之路，有些国家甚至跨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虽然有些老人还有怀旧的情绪，但已经没有人再想回到过去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汉斯·莫德罗长期在基层担任领导职务，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他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还被选为新成立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名誉主席。与其他共产党执政时期的高官不同，苏东剧变后他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信仰，为了未来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因此，他的许多看法与原苏共的高官有很大不同，他不同意把戈尔巴乔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和西方的代理人，他认为改革是苏共必然的选择。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没有生命力。”这是该书的一个核心结论。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苏联历史问题的学者，我认同这一看法。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苏联从新经济政策向高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转变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一转变违背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超越了阶段，虽然依靠国家的力量取得了一时的辉煌，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埋下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祸根。

莫德罗在书中多次发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看法。他认为：苏联过去在工业生产中没有私有制，而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不存在，一切都属于国家，不属于任何个人。“社会主义崩溃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中的所有制问题。”（138页）在一切都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生产好坏和劳动者的利益关系不大，国家的经济、民众千差万别的需要完全取决于官员制订的计划。苏联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却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购买日用消费品的队伍越排越长，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种体制的无效性。为了给自己的制度性缺陷辩护，斯大林发明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理论，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短缺成了合理的。莫德罗把“未能建立社会主义自己特有的生产关系新模式”、“苏联的政治制度已经变形”（160页）看成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符合苏联的实际。苏联的生产关系不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由政治体制决定的。“斯大林主义的宗教裁判毫不留情地捍卫它所宣扬的学说的纯洁性。虽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其严酷程度有所减轻，但有一点没有变化，中央不仅垄断了人们的思想，而且掌握着特权，采取惩处和压制措施。这种体制压制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带来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腐败，造成了民众与政权的分离，不可能持久。

苏共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最核心的是领袖至上和个人崇拜，这与现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也与马克思主义相悖。苏共一方面宣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一方面又把领袖神化。斯大林为了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先神化了列宁，再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接班人和最好的学生。“一方面，斯大林歪曲社会主义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和继承了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天生的不足。例如，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丧失了民主这个核心，导致管理上的独裁和专制主义，从而产生个人崇拜。”（19页）“这种‘民主集中制’能保障一个领导人凌驾于全党之上。”（12页）由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抽掉了民主的内容，只剩下了集中，严重窒息了社会，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没有民主机制，正是苏联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11页）。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早就应该改革，赫鲁晓夫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首倡者，对此，莫德罗表示肯定，他在书中说：“由于赫鲁晓夫勇敢地站出来谴责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的错误，所以一举成名，确立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然而，有些教条主义者却罔顾事实，认为社会主义的崩溃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在我看来，他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成功的，从而结束了‘对人的神化’。”（12页）赫鲁晓夫完全接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因而，他的改革并没有触及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赫鲁晓夫“没有使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历史的遗憾，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焕发生机的良机。

赫鲁晓夫没有根本触动斯大林模式，为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化提供了机会。“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发生像斯大林年代那样的大规模镇压，但类似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蔓延到各个领域。一切社会决议（包括经济管理）由中央集权，生活完全官僚主义化，公民实际上像农奴一样受到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像在封建社会一样受到顶礼膜拜。”（20页）苏联僵化的模式严重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苏联逐渐衰落，这种衰落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到八十年代初随着三位年高体弱的最高统治者相继离去，苏联的危机已很严重，这种模式不进行改革，其失败的命运是“注定”。

莫德罗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他否认有人说的“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想葬送社会主义”，也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西方推出来的代理人，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赢得了升迁的机会，最大的优势在于年轻。“戈尔巴乔夫是一九八五年由苏共中央民主选举出来的。他上台时没有发动政变，没有使用阴谋诡计拉拢多数，强行控制党的机关。苏联共产党把他推上宝座，是因为社会主义迫切需要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他接受的任务不是取消而是发展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并非另有图谋，尽管后来他说了一些相反的话。”（136页）戈尔巴乔夫开始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时，像以往的苏共总书记们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是他面临的问题更多。“戈尔巴乔夫于一九八五年登上权力的宝座，他应该改变现状，实现变革。对社会主义进行彻底变革的时刻终于到来，现在就应该开始。”（13页）需要进行改革的并非只是苏联，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改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依靠西方几十亿的外债勉强维持国家的经济。这种状况不是阶级敌人（尽管阶级敌人一直在给我们的生存制造困难）造成的，而主要是一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理念造成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类似的问题。”（11页）正因为苏联进行了改革，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进行改革。“以往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变革只有从中央政权开始，才能取得成效。边缘地区和外围组织进行的所有振兴努力和民主化措施，都被莫斯科制止或扼杀在萌芽状态。苏联是领导力量，苏共是人类进步的先锋队，是它们确定了社会发展的进程、速度和方向。”（11页）可惜的是昂纳克拒绝改革，苏联的改革也没有成功，苏东的社会主义改革导致了制度的更迭，有些国家甚至退回到了原始资本主义。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是积累的矛盾太多了，改革过迟了。

莫德罗提出的第二个令人思索的问题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否应该以这种解体方式结束，或者说，它有没有真正振兴和重建的机会？”莫德罗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分析看，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一系列失误使改革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