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灭亡根源的解读 （2）

从苏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苏联的改革很难成功。正如莫德罗所说的，苏联真正的改革是从一九八七年一月全会开始的，改革的最初阶段，目标是纠正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他说：“我认真阅读了一九八五年春季至一九八八年夏季改革早期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苏共中央的决议。我觉得对‘改革’和‘公开性’概念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他的顾问班子，追求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更新、政治上获得解放和发展，其做法是回归到社会主义精神。”（49页）他认为，从一九八八年六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苏共便迷失了方向。政治体制改革缺少整体设计，没有人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指出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应该沿着什么道路前进，改革应该怎样才能达到目的。戈尔巴乔夫“在行动中总是就事论事，注重细节而缺乏通盘考虑。改革半途而废，留下许多纰漏，造成许多后果，最后不了了之”（161页）。他说得有一定的道理，确实，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失当，苏联社会陷入了混乱，加深了政治经济危机。应该改革政治体制，事实证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行不通，到一九九○年春，地方分离主义发展，中央政权进一步削弱，改革已无济于事了。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确实漏洞百出，但我们不能过多归咎于他个人，实际上苏共此时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革新和挽救苏联的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东欧国家曾出现过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苏联没有，他们不断批判社会主义，盲目吹捧苏联发达的社会主义。苏共领导人受斯大林社会主义观的影响至深，对私有制、商品经济一直持排斥态度，到一九九○年危机严重，才被迫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主张有许多纰漏，那么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叶利钦以及参与改革的知识分子代表阿巴尔金、梅德韦杰夫等，也没有提出过切实可行的方案，利加乔夫把反酗酒运动推向极端，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雷日科夫当了五年总理，并没有让经济好转。造成这一切的根源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在苏联存在时间太久了，人们已经不知道如何让市场、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只允许服从领袖，重复党的文件，不允许人进行探索和思考，因此，人们也就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不加分析地相信那之后（指十月革命之后——引者）发生的一切都是合法合理的。”“我们的世界观植根于一种信念：我们永远有理。”“这使得我们以傲慢和怀疑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想法的所谓‘对手’，将那些善于思考、往往不过是思路不同的人打入另册。我们不应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橱柜，把各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分门别类放进不同的抽屉里。我们应当学会问自己：托洛茨基、布哈林和葛兰西到底在追求什么？为什么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苏联，我们只看见‘社会主义大厦’而看不见毁灭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中营？”“我们不曾问过，是不是每一个总书记都不会重蹈斯大林的覆辙？我们也不曾问过，哪儿有对独裁者实施监督和管理的民主机制？”（137页）莫德罗的这些精辟的论述值得深思，正是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使苏联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苏联人长期盲目相信自己制度优越，对发达国家的一切都斥之为资本主义加以排斥，失去参照物的改革，只能在原来的圈子里打转，不可能成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成功，这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他所做的一切，并非都一无是处。莫德罗对于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公开性和透明度被认为是改革的内部属性，是一对孪生子。”（14页）有不少人指责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导致了对苏联历史的否定，但莫德罗却认为揭示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并没什么不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坚信，只有事实本身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是完全对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揭露出什么新东西。关于过去的历史，大家早就一清二楚，我们只不过让争论对方感到一点快意罢了。”（15页）

莫德罗肯定了戈尔巴乔夫揭示真相的勇气，莫德罗向掌权者们提出以下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在不懈追求一七八四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还是用党机关专政取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以及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即一个社会的自由必须以每个个人的自由为前提？或者仅仅是社会的管理者？我们是为掌权而掌权，还是行使权力为所有人谋福利？社会主义是目的本身，还是在于实现一次历史使命，即把地球变为所有人都能安享自由和正义的地方？”“戈尔巴乔夫以他自己的方式这么做了，很可能为时已晚，而且没有顾及这么做的后果，但是，他毕竟做了。”（76页）苏联七十年积累的矛盾与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放松控制的条件下集中喷发出来，确实难以招架，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在所难免。

莫德罗提出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苏德关系问题。正如书中所描述的，苏联与民主德国两党两国关系一直都是不平等的，苏共一直干涉和控制着民主德国，当然也向它提供援助，以保护社会主义这个橱窗在西方面前的形象。戈尔巴乔夫上任后，改变了对东欧的政策，不再干涉其内政，结果保守的昂纳克对苏联的改革进行排斥。一九八九年十月在人民的抗议浪潮中，昂纳克下台，民主德国才走上改革之路，但为时已晚。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的局势失去控制，德国统一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在这种情况下，莫德罗临危受命，成为民主德国总理，他写道：“十一月十七日，我发表政府声明，坚定不移地拒绝统一。我信赖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愿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睦共处。我主张根据条约和协议建立一个契约共同体，使之成为欧洲大家庭的基础。”（87页）民主德国领导人希望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帮助，不让联邦德国吞并民主德国，戈尔巴乔夫十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坚决声明，我们决不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人摆布。它是我们的战略同盟者，是华沙条约的成员。”（90页）但在戈尔巴乔夫的内心深处，他已经意识到德国统一不可避免，一九九○年一月底，戈尔巴乔夫吩咐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准备把军队从东德撤出。

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与科尔达成协议，未能履行对东德领导人的承诺。对于民主德国来说，戈尔巴乔夫没有利用苏军尚留驻民主德国之机，与科尔讨价还价，莫德罗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上的最大错误是苏联对德国的政策，其中包括苏联在‘2+4’条约上做出了让步。显而易见，他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项条约真正的历史分量。由于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导致民主德国未经商定就开放了边界，这使得莫斯科无端承受了巨大压力，对此没有人怀疑，但是，在此之后，他没有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对历史进程施加更大的影响。”（161—162页）但是，当时民众涌向西德，民族统一的愿望极其强烈，是外力难以阻挡的，被国内问题困扰的戈尔巴乔夫主动放弃了对德国统一进程的影响，这与他的外交新思维理念是一致的。对此，莫德罗也看到了，他也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被莫斯科叛卖或者出卖的。只是莫斯科的领导没有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些国家，没有代表这些国家的利益，其实也没有代表莫斯科自己的利益。”（104页）实际上，苏联并不是无条件地为两德统一提供方便，戈尔巴乔夫从联邦德国也得到了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为了解除苏联对其安全的担忧，统一后的德国虽然留在北约内，但其军队要裁掉一半（剩三十七万人），拒绝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并不扩散这些武器，在过渡期内苏军留驻民主德国，北约军队不向民德地区扩展，奥德－尼斯河为德波永久边界，承认了战后的边界变动。苏联从中还得到了不少经济实惠，西德在一九九○年二月向苏联无偿提供二点二亿马克的食品援助，同年六月向苏联提供五十亿马克的优惠贷款，另外还提供十亿马克的农产品及一百二十亿马克作为苏军暂驻军和今后撤军的费用。同时也应看到，强大的德国不仅是苏联的对手，也是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制约，苏联放弃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争霸和支持德国统一有利于推动国际局势朝多极化发展。苏联解体后，俄德关系发展顺利，德国是对俄投资和援助最多的国家，这说明，德国对苏联没有妨碍其民族统一是感激的，并愿意给予回报。

纵观全书，莫德罗先生的这本书不仅有其对重大历史事件珍贵的回忆和记述，更有作者深刻的思考。他没有简单化地看待这些人与事，而是努力探究事件背后的原因。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失败是必然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人类的坦途，正在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他以“对我来说，唯一不变的选择就叫民主社会主义”（172页）来结束全书，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克服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弊端的更美好的制度。不管是否同意他的结论，如何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建设更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历史进程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只有科学地认识过去，才能找到社会主义新路。

（本组文章引文所标的页码为〔德〕汉斯·莫德罗著，马细谱等译：《我眼中的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