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里的“机关病”:“安心做学问的人缺乏话语权”（3）

“这项改革事关国家的未来”

2014年年初，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忠信因预测“官员财产公示”进程失败，自愿受罚，爬行了1000米。

作为一个敢说敢为之人，他对高校行政化色彩的感受是：“已经渗透至多方面，比较突出领域包括人事任免、经费审批、学术评级等领域。过多的行政干预，势必影响大学的自主性、创新性和教师的处事方式。”

比如，一些老师更愿意同官员来往，更看重个人的行政级别而非学术造诣，为人处事讲究官场规则……虽然颇有微词，但范忠信认为：“可以理解这样的选择。如果基层教师的权利、资源均来源于上级，必然更在乎同上级的关系，对下级、学生缺乏服务意识。”

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在一次讲话中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然有40个教授来争!”这个桥段曾令范忠信感触很深。

“比如，在职称评选、文献著作发表、文章是否存在抄袭等问题上，起决策作用的往往是行政部门。”他说，“再比如在课堂上讲课，是由教务和行政系统来审查大纲。很多人从没上过课，或者之前在一线，后来做管理了，如何判断教师的观点、引用资料、背景是否准确？怎么去评价学术研究、教学内容的价值？”

在他看来，“纯学术”的范畴狭小。“学术事务多少都会和行政、管理、学生工作、人事有关。各学校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原本应行使执行、参与、监督等作用，但事实上，现在主要负责逢年过节发米面油、组织郊游、联谊等活动。”

行政色彩过浓，就会导致：一个很有名望的教授在一个处长面前没有发言权。习惯于服从行政权威，教师的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必然慢慢衰退。“行政管理强调的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但教育和研究工作，肯定不是这种逻辑。”他认为。

“现在高校教师最重视的三大指标，包括课题、论文及著作发表、获奖。以课题为例，从科研的角度看，课题的重要性应该以其对社会产生的价值为评判标准，而不是以行政级别为标准。”他说。

事实上，课题被无形地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国家级、省部级和地厅级课题。一般学校都会鼓励老师争取最高级别课题，而课题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学术价值却很少有人重视。为了一个高级别课题，教师之间可能打破脑袋竞争。”

这3个等级均属于纵向课题。“还有一类是横向课题，大部分来源是社会企事业单位。但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横向课题缺乏优势。因为级别越高的纵向课题获得评价加分越高。而横向课题，即使在经济上贡献很大，也难以对教师的升迁、职称产生直接影响。”

对于这点，范忠信深有体会。“目前，我负责学校一项法制中国化的课题。我们在全国寻找了20余名优秀的年轻学者共同参与。这项课题就属于横向课题。”

研究之初，学者们都很有积极性。然而，少了“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的头衔，意味着学者们无法在单位考评中获得加分。“于是，大家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课题就被烙上了‘淡而轻’的标记。”

除了课题，学术论文及著作发表也遭遇类似命运。“在个人评比中，刊物也分等级，大体上分权威、核心和一般期刊。权威期刊再细化为一、二、三级。核心期刊也分重点和一般两类。学术问题再次被分为三六九等。”范忠信说。

“很多学校、院系在开会、做报道时，不会花精力强调某项研究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会介绍‘多少老师在某某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了哪些文章’。一些学校甚至直白地将刊物也分为国家、省部和地厅级。著作出版中，像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这类较高规格的，对教师的帮助更大。”他说。

“似乎所有元素都转化为量化指标。发表一篇文章，考核表里就要求填写，你的研究和论文产生了什么经济效益？转载率、引用率是多少？如果这些数值很低，评分就会低。不少老师不得不千方百计要求学生引用自己的文章。”他说。

更多弊端随之而来。一方面，教师被迫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更为“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各领域优秀课题、刊物有限，大量需求最终导致寻租空间的出现。

“奖项的评选也大同小异。原本单纯的学术问题变为一场利益瓜分。热衷于行政指标的教师往往难以安心学术，安心做学问的人缺乏话语权。”他说。

更为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学生身上。范忠信记得，不止一次，自己在课上被学生问及：“这门课考试怎么考？哪些是重点？这部分会不会考？”

“我曾在课上问过学生：除了考试用书、教材之外，大学期间读书超过5本的请举手。班上连5人都没有。我又问，你们的精力都花在什么事情上了？答案五花八门，但大多用来解决更为现实的问题：比如考证。”他回忆道。

以法学院学生为例，首先必考的是英语四六级、司法考试，其次，不少人还会参加驾照培训、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等。“有的学生4年下来，能考几十个证，却读不了几本书。”看着这样的局面，范忠信不知“该为学生的上进而喝彩，还是为他们的现实而担忧”。

“当校园充满功利色彩，教师无法纯粹做学术，学生也难免跟随现实。”他说，“在大学教了20多年书，我感到学生对知识的热情在下降。”

“更为尴尬的是，作为院系或高校的管理者，必须接受这些规则。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下属的利益不受影响，才能在工作中有发言权。抵触却遵从着，我想这是不少人的感受。”他说，“我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坚定支持者，这项改革事关国家的未来。”（杨之光 骆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