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里的“机关病”:“安心做学问的人缺乏话语权”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当前，高校的行政化色彩体现在哪些地方？行政之手给高校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学术地位再高，没有行政地位，很多资源也和你无关”

李文慧（化名）曾是北京某高校的知名教授，连续多年担任该校某系主任及教务处处长。2011年，因为年龄到限，她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

此后几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围拢在李文慧身边的学生越来越少。“我还有行政职务的时候，每天都有不少学生来找我，有请教学问的、有谈工作的、有谈个人问题的，一天下来没有闲的时间。”她回忆道。

“退休后，原来天天来办公室的学生很久不和我联系。人们很快围拢在新的系主任和处长身边。出于工作需要，我可以理解。但连学术研讨、研究活动都不再与我联系，这让我有些难以接受。”李文慧说。

“不少年轻人都是我在位时一手培养起来的。”李文慧说，其中不少人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我没想到职位的变化会带来这么直接的影响。因为丧失了行政资源，你对他未来的发展、进步没有直接帮助了，他就不愿在你身上花时间了。但有趣的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博士论文、项目要由你来评价时，很快又会出现。”李文慧说。

这让她多少有些心寒。虽然不情愿，但她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行政力量和功利色彩左右着校园。”

在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李文慧甚至感到很孤独。“到最后，我连办公地点都没有了。办公室的位子让给了别人。我努力争取，才被允许在一个空闲房间办公，桌上才安了一部电话。”她回忆道。

放下个人得失不谈，她的担忧是，行政色彩的渗透影响了很多方面。比如目前，如果学校的教学、科研项目在行政领导的名下申报，成功率更高。以教授的名义去申报，则难度很大。多种名师、优秀教师、国家津贴的评选，距离普通一线教师也越来越远。

“大部分的决策权都在行政部门，甚至最终的奖项也会分给行政人员。所以，一些清高的教师甚至不屑于申报。遇上开明的、懂学术的领导还好；遇上糊涂的，真是困难重重。”她说，“知识分子，总该有点风骨的吧？当高校染上了‘机关病’，学术地位再高，没有行政地位，很多资源也和你无关。”

她记得，自己所在的学校已近10年未召开教师代表大会。“原本教师代表大会应对上一年工作作出总结，并制订新的计划。这其中，教师对新计划提意见是很重要的环节。但现在，很多教学、科研计划的制订并没有专家、教师咨询的程序，最多会说‘询问了校外专家’。新的计划其实就是主管领导决定的。”

因此，对于一些冷门却必需的基础学科，教师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比如，原来一门基础课一学期的课件有十几个文件夹，学生要做大量的阅读。现在，最多讲一两篇文章、小说。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领导关注的或者更便于申报项目的领域。”她说。

她记得，学校某领导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说：“请大家放心，我也是知识分子，也是教授、博士，和你们的身份一样。领导理论上是为教师服务的。”

“但事实上，长期在行政岗位工作，必然会离科研、教书远一些。如果再没有渠道接触一线情况，作出的决策难免官气十足、与现实脱节。”她直言不讳，“一些高校领导并不爱校，没有把学校当事业来做，只是以此为晋升之阶。”

对于当前国家层面提出的去行政化议题，李文慧非常关注。

“据我了解，一些学校已经制定了相关章程。比如划定校领导的职责范围，确保行政不过度干预学术；校务会议、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都以教授为主体，校领导并不过多参与。”她说，“这项改革将会充满挑战，却是必须。学校应该是为了学术能头破血流的地方。教学和科研单位，应该是学术重于行政，最起码也要并重。不这样，教师何来积极性和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