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依靠改革创新走一体化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 王辉

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一直长期关注的，京津冀三地各种类型的规划做了好几轮了，但是一直没有协调起来。现在把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单独提出来，除了我们一般讲的区域协调发展、新增长极等方面之外，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讲讲如何深化改革创新，构建跨区域协调发展新的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深层次原因阻碍京津冀协调发展

京津冀协调发展这么多年没有实际的突破，关键就在于体制机制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财税、投融资体制、公共服务政策、生态环境跨区域协同治理的问题。这一直是国家顶层设计的问题，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省级政府是不可能单独完成的。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在国家全力推进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才有可能破题。

中国的城镇化应该向高效、包容、可持续发展

另外，在推进京津冀健康发展当中的意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跟世界银行一起合作开展了课题研究，叫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课题，它最主要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应该向高效、包容、可持续发展。高效就是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包容就是城乡之间，城市群内部之间如何建立更加和谐、更加促进成果分享的机制；可持续就是跟环境发展相联系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当前到了必须协同关键的核心，原有那套模式，不协同的负面效果远远大于单个自己发展所谓的受益。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必须把这个硬骨头突破，按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如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盈、区域一体。实际上它们的双层联动是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一个高端岗位可以带动12个低端岗位

同时还有城市群内部分工的问题。把京津冀跟长三角、珠三角作比较，两个大城市之外，其他的节点城市，中小城市也好，包括有产业、功能聚集的小城镇也好都非常少。当然这跟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特点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城市和中小城镇不具备发展的条件。

我们跟世行一起做城镇化课题的时候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北京这样的城市是不是该限制人口了。在政策上已经有结论了，世行的观点却是不应该限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聚集效益，城市群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尤其是中心城市。

解决北京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靠城市功能和空间分布。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政策应该强调城市的规模中立，城市规模的大小不应该政府决定，决定城市最佳人口规模的就是它的管理治理能力。北京这样的城市，不算常住人口的话人口有两千多万，这样的大城市在世界上并不是罕见的。北京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要依靠城市功能和空间分布。北京这几年地铁、轨道交通修得越来越多，但是地铁的拥挤程度仍然增加。当然拥挤程度增加一部分是合理的，另外一部分是城市产业分布不合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只是加剧了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在一个地方办公，就在这个地方上班，这个地方就形成次区域中心，这点上海比北京做的更加合理。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我们推进新型城镇化是非常典型的，它所设计的关键问题和核心问题，突破一点，全线就可以有一个大的进展。

在京津冀地区具有很好的资源要素条件，尤其是北京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很突出。但是它的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包括天津的港口优势等等，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协同发展把内在的潜力和活力激发出来，让京津冀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三增长极。

制约京津冀发展的症结，大家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共识。京津冀的政府作用是超强的，市场作用比长三角和珠三角却有明显的不足。理想的城市群的资源配置就像是西式婚礼上的香槟塔，市场机制就是让资源到最合理的地方，每个杯子都是满的。这是一种合理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市群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但是在京津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谁的嗓门大，谁的行政地位高可能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