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后德国变革发展模式的三大举措 （2）

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主要包括:

发展低碳发电站技术。德国政府认为，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褐煤和石煤发电站在中、长期内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发展效率更高、应用清洁煤技术(CCS)[1]的发电站。为此，德国政府一方面制定关于CCS技术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努力建设示范低碳发电站等。

降低各种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排放。德国政府计划通过修改机动车税规定来推动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排量低的汽车可以享受较低税额，而大排量车则要缴纳较高税款。德国还规定新车要标注能源效率信息。针对空运，德国政府积极主张将其列入欧洲二氧化碳排量交易系统中，以促进竞争。同时，德国政府也支持“欧洲航空一体化”建议，希望通过一体化将航空领域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10%。

开发节能环保汽车。德政府2009年批准了《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目标是至2020年使德电动汽车保有量达100万辆，2030年达600万辆。

实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德国政府从2007年开始通过补贴等形式鼓励既有民用建筑的节能改造。2009年联邦政府补贴额为56亿欧元。另外还将拨款用于地方设施改造，改造内容包括建筑供暖和制冷系统、城市社区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和使用、室内外能源储存和应用等。对于新建房屋，德国相关法律还规定了多项节能技术要求，主要集中在建筑供暖和防止热量流失方面。

推广“热电联产”技术。所谓热电联产，是指将发电中产生的热能收集用于供暖，这样既减少热量流失，又为发电企业带来额外供暖收入，可谓一举两得。德联邦政府为支持热电联产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制定了《热电联产法》，规定了以热电联产技术生产出来的电能获得补贴额度。

鼓励企业实现现代化能源管理。德政府计划在2013年之前与工业界签订协议，规定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与企业是否实行现代化能源管理挂钩。德联邦经济部与德复兴信贷银行设立了中小企业节能专项基金，用于促进德中小企业提高能源效率，为企业实施专业节能指导和采取节能措施提供资金支持。

严格实施排放权交易。德国目前已形成了关于排放权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排放权交易实施前，德国对所有企业的机器设备进行调查研究，以研究结果作为发放排放权的基础。发放排放许可后，如企业排放超过额定量，就必须通过交易部门购买排放量，否则就要缴纳罚款。

(三)推进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

应该说，为破除德国“高福利、低增长、高失业”的魔咒，德国施罗德政府在2003年3月14日就提出了“2010年议程”一揽子方案，决心进行全面改革，以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2010年议程”一揽子改革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削减失业津贴和社会福利，取消过高的退休金，调低失业救济水平，放宽僵硬的工时监管，以更低的薪资换取更大的工作法律保障等。改革使德国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赢得主动，劳动力市场僵化的状况得以缓解，失业率从近10%不断下跌至6%左右;同时，社会保障改革的深化使社保支出的上涨幅度得到控制。关于这次改革的成效，施罗德自己就说，“结果不言自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欧洲病夫’，现在我们是健康的‘欧洲女士’。”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也这样评价说:“由于他勇敢决断地实施‘2010年议程’，我们的社会系统才能够与新时代相适应。”[4]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继承施罗德政府的改革成果基础上，默克尔政府继续进行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在社会福利改革方面，一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2011年9月1日，联邦德国内阁会议通过了“2011年度财政预算附随法”，规定至2014年联邦财政必须节约共计800亿欧元。根据该法，德国社会福利及军费开支均将逐年大幅削减。其中，2011年社会福利开支削减43亿欧元，至2014年幅度增至102亿欧元。二是通过了新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其核心举措是从2009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卫生基金”，通过税收为医疗保险体系注入更多资金。新医疗保险改革方案的实质就是鼓励各医保机构间相互竞争来提高效率，遏制缴费率上升和提高医保覆盖率。三是进行了养老保险改革，将法定的退休年龄从2012年起由65岁延长至67岁，提早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会减少0．3%。四是改革失业保险，大幅削减失业救济金尤其是长期失业补助金。德国单身失业者失业后5年内能够领取的失业金，已降至失业前净收入的36%。

在劳动市场改革方面，面对危机以来的严峻就业形势，德国政府制定实施了企业雇佣短工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更多地创造临时工作岗位。比如，当雇主选择短时工作而非解雇人员时，雇员工资的60%或67%由政府来支付，企业为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障费也由政府给予50%～100%的补贴。2009年，德国劳动服务局共为短期用工支付补贴50亿欧元，挽救30万个工作岗位，共有22%的企业使用了这项补贴。同时，为扩大就业，政府对一些服务性强，如对环境卫生、建筑工程、社会服务中的某些岗位提供工资补贴，特别鼓励那些长期失业者从事上述工作。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迅速收到成效，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德国约有120万份工作得以保留。德国的失业率不仅延续了2005年持续下降的趋势，2011年的5．9%更是达到了历史低点。[5]

三、关于德国变革发展模式举措的简要评价

德国推出的上述战略举措，使德国发展模式增添了一些适应德国本身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新要求的创新因素和时代特征。这些举措使德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收到了远比英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的成效，德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低谷和显示经济增长新潜力，以及频频被一些西方媒体誉为欧洲经济的“稳定锚”等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德国变革发展模式的上述努力，一方面并不涉及对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内涵和体系架构的根本改变，德国发展模式的核心———“福利国家”并没有被否定，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劳资“共同参与决定制”;另一方面，对其发展模式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突出问题，以及诸如外部风险过大的问题，德国的上述努力或者根本没有涉及到，或者根本就是无济于事。

因此，德国在金融危机后对其发展模式的变革与调整，只能使其重塑经济竞争力的努力收到一时之效，其发展模式固有的优点和缺点也仍将一如既往。而且，危机后当前以及今后，在各国基于追求自身经济的再平衡和打造自身竞争的新优势而纷纷调整和变革其发展模式的情形下，德国变革发展模式的努力，注定要面临各种激烈的国际博弈，其成效的稳固性、持久性也将面临考验。

参考文献:

[1]周敬青，陈小斌．“莱茵模式”发展现状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5)．

[2]陆颖，党倩娜．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思想·创新·增长[DB/OL]．http://www．istis．sh．cn/list/list．aspx?id=6869．

[3]刘琳．德国新的创新理念[N]．学习时报，2012－09－03．

[4]冯迪凡．德国模式:穿越金融危机[N]．第一财经日报，2012－10－11．

[5]丁纯．应对危机促进转型的德国经验[J]．人民论坛，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