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 （13）

（四）西方大学生自觉阅读《资本论》，我国有关专业青年学子更应学好《资本论》

在这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中，西方国家追求真理的大学生在自觉学习和研讨马克思《资本论》方面表现积极。如前所说，在英语国家，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研讨会和大学课程重新流行起来；在德国，至少有31所大学以学习小组、讨论会等形式组织学习马克思《资本论》；在日本，号召青年读马克思著作的读物深受日本青年读者欢迎，销售量很大；在韩国，《资本论》特别讲座很吸引青年听众，150个座位的大教室座无虚席。

西方大学生自觉阅读《资本论》，我国有关专业青年学子更应学好《资本论》。但是，前一段时间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高校按照社会科学教学“国际化”的要求，一味地膨胀西方经济学各相关学科课程门数和教学时数，强调纯英语教学并相应地用英语原版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教材被弃而不用，致使一些青年学子食洋不化。原本开设《资本论》的院校，在社会科学教学改革刮“国际化”风时，《资本论》课程被撤销，《资本论》教研组或研究中心被解散，授课老师被改行去教西方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国际化”显然偏离了正确方向，应迅速加以纠正。青年是社会的未来，青年学子是未来的社会栋梁，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高度重视对相关专业学生的《资本论》学习，提高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读《资本论》，青年学子就无法识别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就无法对西方经济学做出符合实际的评析，就无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如此培养人才，后果堪忧。

（五）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我们应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提法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成分。在当前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时，有的西方学者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体系”根本不同于西方这些学科的体系。

在经济学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尤为突出。

现代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就毫不讳言地宣称：“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100）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也无所顾忌地承认：“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回避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101）

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忘记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上述特点。他们在要求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同时，也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一些院校在推行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时，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国际发表”，要求社会科学国际交流“请进来，走出去”。

在发表社会科学论文方面，一些院校片面强调“国际发表”。现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在国际知名刊物上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的数量极少，原因就在于索罗说的社会科学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以经济学论文为例，要想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作者必须根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全面接受西方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还必须对西方经济学某一理论问题做出重要的“改进”、“推进”、“完善”或“发展”，这才具有“国际发表”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很有创意的经济学论文，要想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可能性微乎其微。2013年3月22日发生在美国的“名言事件”很能说明问题。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网站“名人名言”专栏出现了毛泽东“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的语录，立刻遭到围攻。美国教育部因此受到严厉谴责：“美国教育部已经被完全渗透了。”美国教育部有关方面不得不出来认错，毛泽东的这一名言立即被撤下，代之以“今日无名言”几个字。这就像旧中国某些报纸通不过官方新闻检查而被迫“开天窗”一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本是孔子的名言，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成分。毛泽东在“学而不厌”前面加上“对自己”，在“诲人不倦”前面加上“对别人”，同样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成分。可就是这样的名言，在美国也要被禁止，否则就是“被完全渗透了”。被什么“渗透”了？这当然是要说“被马克思主义渗透了”、“被毛泽东思想渗透了”、“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了”。由此可见，在我们这里被一些人忽视的社会科学阶级性和意识形态问题，在美国则被重视到不只是登峰造极，而是到了极端荒唐的地步。

相反，西方意识形态现在正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对我国进行渗透，其中有不少是被“请进来”的。教育界知道，被我国“请进来”讲学的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教授数量很多，而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教授“走出去”的虽不说没有，但为数极少。逆差太大，极不平衡。出版界也知道，在社会科学著作方面，我国买了西方很多版权，相反，我国社会科学著作被西方买去的版权真可谓是凤毛麟角，也是逆差太大，极不平衡。建议我国有关领导部门深入调研高校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国际化”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推行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国际化”方面的误导性措施。

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要求已经影响到国内社会科学论文写作和发表的导向。这里仍以经济学论文为例。数学方法本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有用方法，使用得当，经济学理论内容和数学形式恰当结合，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西方这些年出现经济学数学化趋势，越来越追求经济学论文的数学形式，而不注意论文的内容是否符合实际。这种倾向也影响到我们国内。一篇经济学论文没有数学模型，或者没有方程式，没有统计图表，便被认为没有“科技含量”，因而就被认为没有学术价值，这就没有可能为注重“科技含量”的期刊所采用。结果导致一些论文片面追求数学形式，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定理”或“模型”，代人本国的数据。现在英国有成千的经济学数学模型，美国有上万的经济学数学模型，照抄照搬者可以由此演绎出成千上万篇“科技含量”高的论文。但是，应当知道，西方成千上万的经济模型没有一个预测到这场严重的危机；相反，倒是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没用数学模型而是采用历史与现实比较的方法预测到危机即将发生。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说，人们对专业经济学家不信任，批评他们“脱离现实而依赖模型”，这些经济学数学模型“可能大错特错”。席勒尖锐地指出：“金融危机给了那些信奉科学手法因而过度自信的经济学家一个响亮的耳光，不仅仅是因为专家们未能预测危机，更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模型中，有些甚至推算这场大灾难不可能发生。”（102）

（六）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有助于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后来以“华盛顿共识”标榜的、推向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取代国家干预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居主流地位的理论和政策。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4月30日发表吉迪恩·拉赫曼的文章，追溯了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私有化、去监管化、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力量，以及颂扬财富创造而非财富再分配。”美国《外交》双月刊2011年3/4月号刊载南希·伯索尔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把里根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概括为“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1989年在《华盛顿共识》一文中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包括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降低边际税率、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外资自由流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保护私人产权、去监管化等。“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承认，“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103）

现在，西方学者宣告：撒切尔主义时代已经结束，里根经济学已经失败，“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挑战。

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向纵深发展，提出许多颇有深度的见解和判断。如前所述，西方学界有人尖锐地指出，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更像是一种宗教信仰而缺乏现实性。有人宣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将受到审判，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有人预言，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有人十分肯定地宣示，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在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