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与“三个对谈”

2013年7月中旬，习近平同志在河北调研时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由此我想到了与“两个务必”息息相关的“三个对谈”

与郭沫若的“甲申对”

“两个务必”是怎么来的？从思想缘由看，首先与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有关。 1944 年 3 月，郭沫若写了“甲申祭”文。那时，抗日战争将转入反攻，胜利的趋势已不可逆转。郭沫若在重庆发表该文，作为史镜。延安的毛泽东赞赏郭文，要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年 11 月，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两个务必”还可以说缘于 1945 年 7 月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这就是“周期律”。黄炎培作为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问毛泽东：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中共诸君”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吗？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