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完整性与包容性之传承 （2）

中墨文化包容性之比较

韩震：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夏商时期所谓的“华夏”其实仅仅是指河南、陕西、山东、河北等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目前“汉”文化所包括的范围远远大于这一区域，这是通过不断的包容、吸收而形成的。我国北方的很多居民在古代被称为“胡人”，我们今天用的很多乐器也来自于西域，比如“胡琴”。但后来，它们都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是独特的，世界上其他文明被外族入侵后几乎都毁灭了，而中华文明则在被外族侵略中不断向前发展，不论是鲜卑人还是蒙古人，在征服中原后都被同化了。满族统治中国后，更是使用了汉字。

在古代，与周边相比，中华文化一直是最先进、最高雅和最具知识性的，但进入近现代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中国文化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一背景下，能否保存文化的完整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思考起点。最初是清末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之后是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再后来则是孙中山对西方制度的学习，成立了中华民国。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它主张人类的平等和解放，共产国际也提出将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相结合，这些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因此，中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

巴尔特拉：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和包容性让人印象深刻，墨西哥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不太相同。虽然墨西哥也是千年古国，曾孕育过阿兹特克等辉煌的古文明，但由于16世纪西班牙的殖民，古文明的遗产到如今已经所剩无几。除了少数印第安人，绝大部分墨西哥人都讲西班牙语，主流社会文化也是源于殖民宗主国的西班牙语国家文化。所以，在墨西哥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外来文化，但这一文化区别于当今盛行的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西班牙文化和拉丁美洲人文特色的有机结合。

改革自信来自深厚底蕴的中华文化

韩震：确实，中国近十几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发达国家被提出的，如何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邓小平用全球和战略的眼光看问题，借鉴了欧美的发展经验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改革开放，优先提高生产力水平。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引进了不少西方经济模式或要素，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指导思想也不断作出适时调整，如在改革初期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近几年中国更强调公平与社会和谐。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学习欧洲、美国、日本的经验技术，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实现了腾飞。改革开放30多年成就显著，能在中国这一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非常了不起。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中国文化的完整性有关，正是因为中国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才有自信去学习外来的有益成果，并转化为自己的经验，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讲的“拿来主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成功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源于西方文化的思潮，但它为中国理解西方社会提供了一种思想框架。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所在，这种合法性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稳健的改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

巴尔特拉：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革命对墨西哥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革命中的领导力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革命胜利后的70年里连续执政，其指导思想——革命民主主义也成为墨西哥主流的社会思潮。本世纪初，墨西哥又经历了一次政治变革，民主选举制度得以强化，左翼和右翼思潮都得到了发展，各个派别都组成政党，参与政治并赢得了选举。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的发展又如何呢？

韩震：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处于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中，除了左翼和右翼，还有中间派。在右翼中，也分极端右翼和温和右翼。右翼主张实行西方资产阶级选举民主，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分人当中最激进的人往往没有在西方国家接受过教育，甚至没有出过国。他们从西方的著作中了解西方制度，认为只有西方体制才是民主、自由、公平的。其实，很多去过欧美的中国人都会感叹西方国家也没那么自由。另外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的“人权”存在误读。倾向西化的右翼反面就是左翼，而左翼中激进派则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回到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上去。我认为，这种思潮的出现其实是有人借回到过去的口号，呼吁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净化社会风气。其实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谁真想回到当年，因为那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贫乏，社会环境也不利于人的个性和能力培养。总之，我认为极“左”和极右的思想都不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占主流的还是稳健的改革派。

巴尔特拉：您刚才提到思想界有人主张实行西方的多党选举制，墨西哥其实也经历了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的过程。您对民主的看法是什么？

韩震：民主的形式可以有很多，西方学术界也认为西方的宪政民主也只是“最不坏”的制度。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十分重视民主建设，主要的制度有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和协商制度。所谓党内民主，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例如在中国，一个人如果要担任党内或大学校长等领导职务，一方面要有担任系主任、院长的经历，另一方面还需要同事的好评和推荐，这就有力地确保了领导人确实是德才兼备。如今，我们实行的是任命和推荐相结合的制度，如果教育部提名的校长候选人不能得到教师的认可，也没有办法获得任命的。

除了党内民主，我们还实施基层民主，很多基层领导岗位都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比如在大学里，学校的章程和薪酬方案都需要教职工大会讨论和通过，这都属于基层民主制度的范畴。协商民主是指除了共产党之外，我们还有不少参政党，凡重大的决策共产党都会征求参政党的意见，共同治国，实际上很多重要领导岗位也都是由参政党党员来担任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牢固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又进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增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满意的。其次，中国共产党吸纳了中国各行各业几乎所有的精英，而且在各基层单位都设有党组织，有较强的活力和凝聚力。第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不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中国地广人多的特点都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循序渐进，这也是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建设成果的秘诀。近年来，中国周边的某些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激进的民主化运动最终让国家陷入动荡，人民也饱受动乱之苦。中国需要在这方面借鉴一些经验，即应当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稳定负责，不应该冒失地走进别人的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