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当官不修衙，为什么？

古人有“官不修衙，客不修店”的说法。官不修衙的主要原因，当是财政卡死，审批麻烦，以及制度风纪等种种限制。所以，除了少数利用前朝王宫改建者外，绝无大盖豪华办公楼所的可能

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九月，刚上任不久的杭州市长（知杭州）苏东坡，给中央上了一道《乞赐度牒修廨宇状》，大致内容是：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吴越割据时留下的建筑，百余年来，风雨腐坏，日就颓毁。各级政府因财政拮据，尤讳修造，开销达十千，就必须请准上级，不得擅支，所以只能因循支撑，苟延岁月。熙宁时，臣曾来杭州任通判，已见州署屋宇纷纷倾斜，如今又过十五六年，其坏可知。到任这一天，眼看州府楼庑歪倒开豁，都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再问通判等同僚，各自衙署的情况都是这样，每遇大风雨便不敢安睡。今年六月，签书判官厅办公屋倒塌，压伤书吏二人。八月，鼓角楼坍毁，压死值楼匠役全家四口，其中还有孕妇一人。现在各单位的官吏及其家属，无不担忧负恐。臣不敢坐视，连日组织检查，仅大面积堕坏的危房就有二十七处。估算修换费用，总得四万余贯。要是等三五年内全部坍毁再作改建，那就远非四万余贯了。故请求批给杭州二百道度牒（官府发给的僧道出家凭证），自行出售，以充公廨修换费用。如蒙中央调查，所述失实，所请失当，臣甘伏欺罔之罪。

苏东坡的这道申请是否获得批准，笔者未作考证，但彼时官府修建衙署之不易，财政之匮乏，以至要靠中央特批度牒变卖才能解决一次大修费用，恐怕是现代人难以设想的。

　　北宋开始，擅修廨舍要受处分

从头追溯，古代的衙署修建制度，有一个演变过程。据史料记载，两晋六朝、隋唐官府多有修建衙署的自主权。从北宋开始，朝廷对财政管理严格，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都需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由转运司审核上奏，绝无擅自决定的权力。以营造工程为例，据欧阳修《偃虹堤记》介绍：仁宗庆历时，岳州欲修偃虹堤，先向转运司申请并提出方案和预算，转运司选择能员下州踏勘，审核方案，历经三次反复修正，再奏上朝廷，由三司（最高财经机构）审议，“然后曰可”，即下达批复。试想，利国利民的堤堰修建尚且需要经过如此严格的审批程序，相比之下，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经济效益的办公用房、吏员宿舍之类，要想动用财政修建，谈何容易？本文篇首所引苏东坡奏疏中，“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许擅支”等语，大抵就是这些制度的反映。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常可看见地方官员因修衙而受处分的记载。如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杭州知州薛映和上司姚铉呕气，薛映向御史台检举姚铉数事，其中一条就是“擅增修廨宇”，经御史台查实后，姚铉从转运使降为连州文学。数年后，中央还发过文件，诏各路监司“无得擅修廨舍”。

有财政控制，有处分先例，不难想见，宋代的地方衙署建筑，年久失修者不在少数。而且，宋朝在衙署物业管理上，也有制度。《容斋四笔》卷十二记载，北宋建国初年，太祖赵匡胤就颁过一道诏书，要求所有“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堕坏”，都必须即时“缮修”，“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堕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传授”。就是说，凡有关官舍物业的损坏和增建，都要记录在案，作为前任向后任办理交代的内容。与此同时，该记录也要“对书于考课之历”，即列为官员考核的项目，“损坏不全者，殿一选（扣一分）；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加一分）”。

设身处地，一边是财务上的多方制约，一边又有移交和考核制度，真有点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强人所难。面对这道难题，许多当官的都会选择加一分不如少一事，因为官员都有任期，满任就要走人，公家的房子带不走，申请经费之难前已有述，稍微有点规模的修建，少说也得好几个月才能竣工，这一系列麻烦，同可能会有但未必定有的“损坏不全者殿一选”相比，孰轻孰重是不言而喻的。

反之，有心办点实事而又怕被人抓辫子的修衙官员，则需格外当心。苏东坡曾因范纯粹邀约，写过一篇《滕县公堂记》，大意是：滕县的衙署是前朝留下的老建筑，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即大宋建国六十余年后，才由知县张太素主持，搞了一次大修。其后历任长官都怕犯错误，“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又过了五十多年，有赞善大夫范纯粹被贬到滕县来做县令，实在看不下去了，再来了一次大修。从办公用房，到机关宿舍，总共一百一十六间房屋，全都装修一新。唯独知县和家属生活起居的这一摊“未治”，道是“吾力有所未暇”。说白了，就是先得洗脱修建衙署图个人享受的嫌疑，以免被人抓小辫子。

总之，两宋三百多年，俭修衙署、少修衙署，逐渐形成为仕宦者的普遍观念。我们看宋人撰写的重修衙署一类文字，大多要强调原先怎样破败，以及重修工程毫不骚扰民众云云，一种惟恐被人指责的心态，很自然地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