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当官不修衙，为什么？（2）

　　明朝定制，天下衙门统一模式，却有很多衙署无力达标

明代的衙署修建，大抵有以下几个“看点”可述。

其一，各级衙署的基本结构、建筑规模和修缮标准，都须恪守建国初期以诏令形式颁布的“规式”，也有称“法式”或“制度”的。这些规式，随后又为清朝所沿用。今山西、河南、江西等地，都有一些明清州县衙署建筑的遗存，有的还开辟为特色旅游的景点。都去参观一遍，马上能感觉到天下衙门一个样。

其二，“规式”有限定，达标无要求。就好比现在有个处级单位可买宝马车的规定，但并不要求你非得坐宝马，经济能力不够，可以先将就坐桑车嘛。事实上，明代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州县级衙署，大多是在毁于战火的元朝旧治上重建的，始创时都因陋就简，往往要经过上百年时间内多次增修扩建，才能达到规制。《嘉靖江阴县志》卷一介绍县署建设的经过：洪武元年（1368年）始建，宣德五年（1430年）增建一次，到弘治八年（1495年）再加缮葺，这才可称“制度大备”。更有因经济能力限制而始终未能达到规制的，如历任上元、宛平知县的沈榜曾抱怨说：南京的上元和北京的宛平是同一个级别的京畿首县。上元的衙署俱照国初所定规制建造，“基度崇广，木石攻坚”。宛平呢，自永乐迁都北京到万历壬辰（1592年），近二百年时间了，其公署规制远不能同天下第一县的地位相称：占地面积太小，大堂之后不过数尺就是知县办公室。后廨（即知县及家属住房）仅一套，曲直不齐，且与民房比邻。其他如粮马县丞、军匠县丞、管屯主簿及典史等几个官佐的官邸，都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员宿舍无专用地皮，就在各官邸之间见缝插针，所以大部分吏员都借居民房。“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不仅是奠基时因陋就简，往后也一直缺乏改善达标的条件。沈榜自述，他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七月来宛平接印时，库存仅五十二两银子，而等着支付的各项款子即达四千多两。看来，财政窘迫应是沈榜及其前任们安于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无论财政支出预算或基本建设立项，衙署修建都被列为“不急之务”，甚至连中央政府的办公机构也受同样对待。比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但五府六部及其他寺监等中央部院的办公楼，没有新盖过一间，“皆因旧官舍为之，散处无序”。其中掌管外交和朝贡事务的礼部，及其隶属机构会同馆（国宾馆），因为有个大明朝的体面问题，实在感觉尴尬，这才于宣德五年至六年（1430～1431年）率先建成礼部和会同馆。其余吏、户、兵、刑、工各部，五军都督府，以及都察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大理寺等，都要到正统七年（1442年）以后，才开始陆续兴建。

上个世纪40年代，单士元和王璧文先生曾遍采《明实录》、《明典汇》、《明会典》等史料，编成一部内容丰富翔实、厚达25个印张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该年表将衙署、仓库、监狱、企业、学校、养济院等财政拨款单位合为一编。笔者无意中发现政府对学校建设的重视远远重于衙署。比如，首尾三十一年之洪武期间，府州卫县的学校新盖或重建了674所，同一时期的地方衙署工程只有26个。再如永乐期间，府州卫县的学校盖了97所，地方衙署工程只有5个。宣德正统时期，京朝衙署全面兴建，从中央到地方，总计有55个建衙或修衙项目，但还是比不上同一时期的学校兴建或重修项目共159个。走笔至此，自然会联想到媒体上关于“豪华衙门”与危房校舍的对比报道，真不知说什么好。

　　清朝新制，欲修衙署自己掏钱

清承明制，对修衙扼制更严。从中央到地方，俱无这项经费可支，谁想修建衙署，一概自己掏钱。具体办法是：凡衙署一些小渗漏损坏，责令随时自行粘补。其有实在坍塌过甚者，才许分别缓急，樽节（即尽量从简从俭）估报，准其借动闲置银两兴修，再于借款人养廉银内逐季扣还。其修建费用，道、府不得过一千五百两，同知不得过八百两，通判不得过六百两；州、县大治不得过一千二百两，中治不得过一千两，小治不得过八百两，佐杂、首领不得过二百两。其扣还时间，从领银下季起算，最初是道、府州县官限于三年内扣清，佐杂首领限于四年内扣清。以后年限有放宽，最长可达八年。

欲修衙署，不仅得自己掏钱，还得确保工程质量，否则还要追究责任并承担经济损失，连带验收工程者一起受处分、扣工资：“凡官员预借廉俸兴修衙署，系旧料移建他处，或全行拆卸，另行建盖者，于工竣后，保固十年限内，遇有坍塌倒坏，令后任查明前修原案、估计工料，说明上司，委勘切实，着落原办官照数赔缴，并得委验出结之员，报部参处，照不行查明给结例，罚俸一年”。

无须继续引录和比较，仅以上数条，就足以使“官不修衙”的观念较之明代更深入人心。请看号称“清代第一廉吏”的于成龙自述始任广西罗城知县的情景：“黎明上任，（县衙）无大门，无仪门，两墀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间，东边隔为宾馆，西边隔为书办房。中间开一门，入为内宅，茅屋三间，四围俱无墙壁。哀哉，此一活地狱也，胡为乎来哉！”

媒体上曾有河南濮阳大建豪华办公楼和干部别墅的报道，并称资金来源除财政拨款外，还有下属单位的“支持”。这种筹款之道，倒是古已有之。如《八旗通志》记载，康熙四十年（1701年），有人给皇帝上奏，说广西抚、藩两个衙署的装修或修建，存在私派问题。康熙让新任广西巡抚萧永藻查明回奏。萧永藻上疏称：经调查，巡抚衙署所有铺陈器具，都是在省会的各单位自愿“凑集供应，非出派捐”，现在臣已命令全部退还；至布政司修建衙署，亦都出于“各属自捐”，惟有一个知州刘正国，被查出“私派民间银八十两”的问题，应予议罪。结果，抚、藩两署的问题不再追究，惟有刘正国被“革职逮问”，做了敷衍舆论的替罪羊。

情理上讲，州县也可以向上司学习，让“各属自捐”修衙费用。事实上，古代县镇城关的许多公益性工程，诸如铺路修桥，兴建学校，或者盖座文昌阁，建个风水塔，很多都是由政府倡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搞成的。不过对绅商来讲，架桥铺路后建个凉亭立块碑刻，可以彰显善行，垂名后世；建个风水塔什么的，对自家子弟的科场文运也有好报。惟独这个衙署，既不是自己住的，而且住在里面的人说走就走，并非一直可以巴结依靠，所以都提不起积极性。如此，州县衙署的修建资金，倘若带上“捐助”的标签，百分之百都逃脱不了“科派”两字。清代《刑案汇览》上，有好几个此类案例。有个山东临朐知县严家正，“因筹备书院经费及修理衙署，辄行科罚县民沈文泗等银钱”，案发后以坐赃论处，就地革职。还有一个宛平县丞徐振，刚上任不久，就以“贺印”为名，要绅商给他送钱，道是“收得银钱为添补修造衙署之用”。事情捅到上面，没人护他，结果被以“官吏非因公务科敛财物入己”的律条定罪，不仅罢官，还“拟杖六十，徒一年半”。

（作者为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