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非精英的分殊：不同的生活机会 （2）

负面的共通：主观地位感的“向下偏移”

中国公众的地位层级认同不仅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有“向下偏移”的特点，而且纵向来看也呈现出不断“向下偏移”的态势。卢汉龙在1991年的上海调查中，自我认同属于“下层”的比例在10%以下；而刘欣在1996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上升到12%~14%之间；2002年“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的调查数据中，这一比例约为14.6%；2003年CGSS调查和2006年“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中，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28.3%和24.5%。冯仕政通过对于“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地位层级认同自认为属于“下层”或“中下层”的比例不仅出奇的高，而且这一比例逐年攀升，从2003年到2006年间增加了至少10个百分点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不只局限于某个收入层级当中，甚至也不只局限于某个阶层当中，而是普遍性的。虽然上级阶层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小，但是其地位认同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人们传统上普遍使用“相对剥夺论”来解释地位层级认同的下降，但是地位层级认同下降的“普遍性”使得上述解释失效。我们认为，这与中国转型期变迁社会的独特性有关，应当用“整体影响论”替代传统的“相对剥夺论”观点。“地位层级认同”会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精神的影响。个人的地位层级认同不仅受到自己客观地位要素的影响，而且取决于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的整体性影响，取决于社会整体的运行方式和机制。虽然个体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事件各不相同，但是对这些生活经历和生活事件的阐释却往往基于一套共享观念之上，这些共享观念往往又与社会运行方式和机制紧密相连。这种整体性影响不依赖于个体拥有的客观地位要素而发生作用，无论是哪个社会群体都会受到这种影响。同样的收入分布结构，如果对于收入形成机制的体验和阐释是不同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心态就会不同，由此影响到个体的地位层级认同也会改变。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地位层级认同具有一种较稳定的选择倾向（如更倾向于选择中层），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当一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机制正在发生改变，民众对于社会思潮和心态的感知也在改变时，地位层级认同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动，整体性的社会事实就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体的主观评判。

正面的共通：公民权的成长前景

公民权的平等，应当也可以与社会阶级体系的不平等相容，这是T·H·马歇尔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中提出的核心思想：尽管在商品和服务上不可能达到平等，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绅士”；都可以“学会重视教育与休闲”，都可以作为社会的完全成员“有分享社会遗产的权利”，有“作为一个文明人按照社会中通行标准而生活的权利”。马歇尔认定，这种公民权的平等不仅在经济上是可能的，而且存在着切实的社会动力。以英国历史为例，在这种社会动力作用下，公民权相继从公民的、政治的、社会三个层面从上层阶级中扩展到下层阶级中，其结果不仅仅是缩小了两极差距，更重要的是大大扩展了不同阶级的“共同文化和共同经验领域”，从而起到了稳固社会的作用。

孙立平先生在面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结构演变时，忧心忡忡地提出了“断裂”的隐喻。断裂的可能，正来自面对市场竞争必然带来的阶级体系分化、不平等加剧时，在社会制度设置方面不仅缺少必要的平衡与消解机制，甚至可能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同阶级在意识上的断裂与其生存境遇上的悬殊同样令人触目。乡村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且在精神上也开始荒芜和边缘化，原本的活力日渐萎缩。农民工不仅仅生活处境堪忧，其在权利层面、文化层面上也得不到尊重。然而，城市生活的高度密集，现代传媒的方便快捷，又使得种种断裂的阶层意识不可能“隔绝”，而是天天都在碰撞。孙先生提及过一个例子：农民工每天看的电视，和自身完全不相干，甚至不处于同一个时代。这样的断裂情境之下，我们何来马歇尔看重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共同文化和共同经验领域”？因此，“断裂”问题固然有其经济结构及至社会结构根源，但是公民权的现实缺失使得各阶层缺失共同生活经验，缺失共享观念，也未尝不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马歇尔认定公民身份在不同阶层间的扩展在英国是有“切实的社会动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这种社会动力何在，但应该是与英国的个人权利传统有关的。不同国家公民身份的扩展自有不同的路径，自有不同的社会动力。在当下中国，这种切实的社会动力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