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非精英的分殊：不同的生活机会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红”与“专”之间的精英分殊是明显的。体制内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一条是通向管理岗位，一条是通向专业技术人员。两条路径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相互补充。通向管理岗位的职业发展路径上不仅仅需要文凭，而且需要党员身份，在这里存在着一系列政治筛选和吸纳机制；通向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上只需要文凭，党员身份并不重要。二元路径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组织的偏好，另外还受到当时人才短缺的限制。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对于管理岗位的教育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

这一图景在改革后发生了改变：精英日益多样化，除了“红”、“专”之外，经济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新的精英产生路径；与此同时，不同精英路径之间不再如此泾渭分明，无论从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上，政治精英、技术精英、经济精英之间的流动加大了，甚至产生了孙立平先生所言的“总体性精英”。在所谓的“总体性精英”身上兼具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于一体，甚至上述几种资本形态在他们身上根本无法厘清，而是浑然一体，一概囊括。从代内流动的角度来看，存在所谓“不拉空现象”，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每一次机会，得到的总是同样的这一批“总体精英”；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看，各种精英之间的代际转化更加频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可转化性（这是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有的转型背景下的制度安排（如双轨制）为各类精英的转化提供了特殊渠道。

改革为非精英层进入精英层提供了大量机会，但是伴随着改革逻辑的深化演变，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樊篱正在悄然加固，进入精英层的门槛日渐提升。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以往进入精英层的重要流动渠道——教育，正在成为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工具。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对于阶层流动而言具有两种彼此抵牾的功能：一是为社会的优势位置“筛选”出相应人选；二是为不同的社会成员提供相应合适、公正平等的发展机会。我们称前一种功能是“作为竞争场的教育”，后一种功能是“作为制衡器的教育”。然而，多数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都认为，近三十年来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之后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功能可能更多地不是赋予各个社会成员更多平等机会的制衡器，而是不同地位群体之间竞争的竞技场，非精英层借此渠道进入精英层的可能性减少了。

工人内部的分殊：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

如果说精英与非精英的意识分殊，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活机会；那么另一些阶层意识分殊，则是因为他们虽然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机会，但却具有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在这一方面，中国工人阶层的意识分化具有典型性。英国学者洛克伍德等指出，工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并不完全由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也受到生产过程的具体情境、社区生活、交往网络乃至社会潮流的影响。

借用洛克伍德对工人的“传统无产阶级”、“顺从的保守主义者”、“私人化的工具主义者”的分类，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在市场化进程中形成的不同形象。传统的国企工人在大工厂的产业社区里居住，他们有高度的工作自豪感，社交网络、休闲生活与工作关系高度重叠，师徒关系和工友关系带有情感色彩，推崇彼此之间的互助和团结。乡镇企业工人则往往在共同体内部的企业中工作，劳动关系中夹杂有熟人或半熟人世界中的人情关系，生活范围中充斥着明确的地位系统和声望等级，因此他们往往顺从既定的秩序，认同共同体中既定的权威。在以家庭流动为特征的农民工身上，生活重心既不是大工厂的产业社区，也不是充满了人情关系的共同体，而是自己的小家庭，其利益关系与行动模式的基点也往往在此。而在“富士康”的工厂宿舍劳动体制管理之下的青年工人中，社会关系以最彻底的方式被抽离出来。

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观”视野。传统的国企工人作为一个阶层的主人翁意识、社会力量感，使得他们的“权力”感知甚为强烈，他们看社会也往往从权力出发。乡镇企业的工人则更重视共同体社会内部关系中的“地位声望”，这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基点；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看社会的窗口可能是“收入与机会”。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对于不同工人的经济、社会境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他们的精神视野的研究仍然较少，然而此类研究甚为重要。在工人阶层的承担者发生剧变的当下，传统的国企工人充满自豪感、社区生活与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形象已经日益褪色；对于大量“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证实着个体化趋势在这个群体中的日益显现，但是新型的农民工的形象仍然未能完全明晰。工人阶层内部的意识分殊，可能会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图景产生重要的影响。

上述分殊是与中国特殊的制度情境密不可分的。农民工背后的城乡二元体制，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教育与就业市场分割，中国NGO和公民社会因素的逐渐萌芽，都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气质与社会观是无法用刻板的类型化描述去框架的。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会怎么看工人阶级的，也要看工人阶级同时在怎么看待社会整体的，他的社会观的出发基点和视野是什么样的，什么在影响着这种社会观的基点和视野的变化。例如，我们已经观察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场景从乡土社会转入到了城市社会。在他们的社会观中，一方面是城市中建构的“人人只要努力皆可成功”的文化目标，另一方面却是对于城市本地人和农民工相互边界的自我建构。前者构成了他的抱负框架，后者却在不断限定着他的途径选择。他们处理上述两者矛盾冲突的方式又往往是个体性的，这又与其个体性意识的萌生有着密切关系。上述关系往往成为我们理解他们行为的关键所在。

中国前30年间，阶层意识的主调可谓是分殊，但是不同阶层毕竟共处同一社会当中。作为命运共同体当中的一员，他们的阶层意识当中亦有共通之处。只是这种共通之处，若没有积极有效的制度建设时，往往呈现出负面结果，即下文所谓主观地位感的“向下偏移”。面对分殊的阶层意识，社会整合的需求挑战要求我们以“公平权”的平等与阶层间的不平等相制约，在分殊的阶层意识基础上打造出共同文化和共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