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初步结论
我们认为,传统的有关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成本的观点存在问题。首先,分不清哪些成本是直接由政府承担,哪些是非户籍人口自己承担;其次,非户籍人口市民化并不只会带来成本,同时还会带来直接收益。我们以上海为例分析了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认为非户籍人口承担了和其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不成匹配的负担。同时我们还指出,户籍居民并不会是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受害者,因为非户籍人口缴纳的社会保险远远大于其子女的教育成本。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至少在直接的成本收益层面,对于像上海这样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地区已经不存在所谓的“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如果像上海这样非户籍人口接近50%的城市都能够承受,那么外来人口更少的地区就更加没有压力。从这个意义而言,以成本来回应户籍改革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
(作者傅蔚冈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吴华丽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受见报篇幅限制,编者对原文文献综述有大量简化,并略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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