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吏治文化探微 （2）

二、以吏治世，由官吏彰显法律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秦汉吏治强调不仅要有“治法”，还需有“治人”。只有让具备较高法律素养的官吏去治理社会，才能彰显法律权威，实现社会的安定繁荣。因为知悉国家法律乃是为吏的前提条件，所以秦汉官吏很多都可以被称为专业技术官员，精通律令成为秦汉官吏与后世官吏的一大区别。在秦汉法治文化的熏染下，大多吏员能够知法守法、奉法而行政事，法律的社会作用和价值诉求得以实现。汉景帝时，蜀守文翁为化蜀地蛮夷之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汉书·循吏传》）他不仅选送本地有才干的小吏去京师受业学律，待这些人学成返乡之后，他还委之以官职，足见法律传习在当时所受的重视。从西汉中晚期黄门令史游所编的启蒙读物《急就篇》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律常识在汉代基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汉代的严延年是精通律令的典型代表，《汉书·酷吏传》载：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虽子贡、冉有通艺于政事，不能绝也。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奏成于手”“奏可论死”都反映了严延年精通律令、善于变通的一面。可惜的是其明习法律不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秦汉的律令终究是为王权服务的，秦汉吏治文化所孕育的官员自然也逃不出这种束缚。

汉代以降，随着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不断深入，秦汉时期的官吏培养方式发生变化，国家社会对法律的重视程度亦大幅下降。三国时期，大臣卫觊向魏明帝上疏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三国志·魏书》）这份奏疏一方面说明了法律和掌握法律的官吏对国家政治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到三国时法律已为“私议所轻贱”，精通法律的官员也为“选用所卑下”，秦汉时期“百里长吏皆宜知律”的情形已经发生变化。秦汉时期形成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局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升而被打破，原本以是否“明悉法律令”来判断良吏、恶吏的标准也渐为能否精通儒家经典所代替，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种倒退，但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诸多因素经过博弈之后的一个必然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