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兵：开好民主生活会 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下）（3）

主持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制度是规律的体现，如何来提高和落实党的组织生活他的制度的一个实效呢？

刘志兵：应该说制度也是规律的一种体现，我们平时所制定的党内生活的各种制度，都是在我们探索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党内批评开展不起来，我个人觉得还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在落实的实效上出了问题，就是说落实的质量还不高，我觉得贯彻和落实制度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弱的项目。中华民族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所以他在制度方面习惯于人治、家长治，这种封建思想问题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太习惯于用制度来解决一些问题。

过去的时候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的一些好的方法，如果要是坚持下来应该是坚持非常好的，但是往往是在操作过程中，只要一操作就走形变样，结果就出现了一些制度没有落实好。比如说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敞开心扉谈一谈效果是非常好的，可是有的人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材料都找人代笔，那你找人代笔这种制度就变成形式主义了，表面上看起来很正规，每一步程序都很好，但是说的话不是自己的，怎么能掏心窝呢，别人怎么知道你的思想呢，这种制度解决不好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开展不起来。

主持人：我们不管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有一句话叫做与时俱进，包括制度的建立其实也是如此，我们网友是比较关心，因为他们是比较关心在实际生活当中和他的工作当中，在新形势下如何改进创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方法，这个可能就是一些实际性的操作的方式了。

刘志兵：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说创新是事物生命力的源泉，尽管我们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些很好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像是民主生活会，像是民主评议党员，但是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我们还要创造更多的为广大党员群众喜闻乐见愿意实用的这么一些好的方式。

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利用我们的党报、党刊、党的媒体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历史上曾经有一度运用的非常好，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记得在建国初期的时候，中央专门发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求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号召各地的党报、党刊都要参加到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来。当时《人民日报》有很好的做法，他就是把群众来信的批评意见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然后再把受批评者把问题的认识程度、对问题的解决再发表出来，让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通过报纸的互动来加强问题的认识。

当时中央政务院下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停止军队机关的商业生产，要转到工业化生产上来。当时的华北军区下面有一个公司叫利民公司，有一个副总经理叫王宝德，他感觉到这个决策有点问题，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政务院，政务院就把这个信批到他的部门财经委员会去讨论。这个问题让华北军区的一个后勤部长知道了，华北军区这个后勤部长也是一个老红军，他的名字叫周文龙，他就找王宝德，就批评他，说你怎么能直接跟中央反映问题呢，应该逐级反映问题，把他批评了一顿。王宝德不服，就到人民日报社反映，说我写信反映政务院文件的问题，表达我一个共产党员的意见，这个渠道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人民日报就加了一个编者案，把这个事发出来了，并且人民日报说，王宝德的做法是正确的，周文龙的批评应该撤销，他是华北军区的后勤部长，一个老红军，职位很高的。周文龙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很认真的给人民日报回了信，就说本来觉得王宝德的是班子的党委成员，不是普通的党员群众，应该逐级汇报。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他通过写信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正确的，我的批评是错误的。这么一来一往就把这个问题一下深入下去了，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党报党刊开展的方式非常好。我看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大家感兴趣去翻一下50年代，50年、51年、52年人民日报批评的文章非常多，非常健康。

建国初期的时候，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这个问题也是坚持非常好的，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北京当时的商业部部长，名字叫王垒，他到丰泽园饭庄吃饭，吃的每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的，当时有一个厨师还是全国劳模叫陈志武（老师口误，应为“陈爱武”），他就给中国青年报写信反映这个问题，这个商业部长亲自到饭店里去向厨师陈志武（老师口误）赔礼道歉，而且不久这个商业部长被免职了。如果印象深的同志，在90年代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焦点访谈》栏目，那个栏目也开展的非常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注，广大人民群众也非常喜欢，当时在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是非常高的。我们想想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了，这个时候应该说利用媒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这是一个大趋势，你主动的做要比被动的做好，你早做要比晚做好，要有对策，要研究一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渠道和方式，都可以试一试，研究一下，只要是对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好处，我们都可以大胆的来探索、来使用，目的就是把实效性提高和加强。